随着农业生产自然资源约束的持续增加，现代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更依赖于农业科技的创新程度。然而，随着知识创新的发展，知识产权作用不断深化，国际农业发展体现出围绕知识产权来构建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特征。那么，不禁令人深思，知识产权视角下中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是否产生相应的变化？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其差异变动趋势及其深层机理是什么？无疑，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有利于深入了解当前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现状及发展机理。鉴于此，基于技术空间扩散及经济收敛等经典理论，文章以植物新品种为例，对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现状、时序演进特征、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差异，收敛性及影响机理进行研究，并在借鉴国外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机制，主要获得以下五个方面的研究结论:　　(1)中国农业科研机构数量及人力资源投入均呈下降趋势，农业科技经费投入、课题数、发表科技论文数、出版著作数以及农业知识创新成果均呈增长趋势，但农业科技投入与产出资源在行业与空间分布上均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　　研究结果表明:①1993-2014年中国农业科研机构数量呈下降趋势，年均降幅0.37％，且种植业农业科研机构独占鳌头，区域农业科研机构分布不均。②农业科技人力资源与经费投入变动趋势不同，且东部沿海及经济发达地区科技人员数量略高于西北与西南地区;农业科技经费收入以政府资金投入为主，且科技活动支出多用于扶持与促进种植业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活动。③中国农业科研机构课题数、发表科技论文数、出版著作数以及农业知识创新成果总体均呈上升趋势。以课题为例，2014年课题类型以试验发展为主，基础研究型课题最少，课题执行者以省属农业科研机构为主，且种植业农业科研机构课题数占比较高;此外，中国农业知识创新呈良好的发展态势，其成果申请与获权能力、质量及有效维持年限均有所提升。　　(2)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产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且创新主体与作物类型格局均呈多元化发展，但省域及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植物新品种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存在因果关系，且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对农业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　　实证分析发现:①1999-2014年UPOV成员国植物新品种申请数与授权数总体均呈增长趋势，且每年累积有效植物新品种授权数呈稳定增长趋势;但不同国家在植物新品种申请、授权与累积有效授权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②1999-2014年中国植物新品种创新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不同品种及创新主体的申请与授权量均呈增长趋势，且品种格局及育种研发投资主体均呈多元化发展。然而，我国省域及区域植物新品种申请量远高于授权量，且不同区域植物新品种创新意识及其成果转化能力存在差异。③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与农业经济发展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且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当期及滞后1～3期均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　　(3)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创新主体格局趋于合理化，且创新能力低值地区与高值地区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但不同区域及创新主体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且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总体差距。　　实证分析表明:①2002-2014年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发展态势，不同创新主体及区域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整体均呈增长趋势，且创新主体格局趋于合理化;但不同创新主体及区域创新能力存量及增幅具有明显的差异。②中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落后地区与创新能力高值地区间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但创新能力整体差异较为悬殊，并呈现出三个明显的“降—升”特征;2014年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的河南、湖南，西部的四川、云南等地。④中国区域内、区域间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差异明显，且总体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间差异。就区域内部差异而言，除华北地区整体差异略微增加以外，其余5个地区差异均呈缩少趋势，但其年均降幅与时序波动程度存在差异。就区域间差距而言，西南—华北、华东—东北两个区域间差异存在轻微的增大趋势，其他13个区域组合差异均呈缩小趋势，但缩小的程度与速度不同。　　(4)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σ收敛趋势，但区域变动趋势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时序和空间上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特征;但全国及区域条件收敛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研究结果表明:①2002-2014年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呈明显的σ收敛，且呈波动下降、持续下降和波动上升三阶段特征;但区域变动趋势不一，并存在明显的差异。②我国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在时序和空间上均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但其收敛速度存在差异。以东中西三大地区为例，西部收敛速度最快，达4.18％，中部居中为3.69％，东部最慢为2.27％。③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不同，且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技术差距理论在模型中得到了强有力的验证。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不是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前期创新能力基础并不能保证后期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技术吸收能力有助于缩小创新能力的总体差异;出口有助于创新能力的提升，但不利于区域差异的缩小;科研经费支出强度、农业科研经费支出强度、城镇化程度以及FDI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均不显著。此外，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吸收能力、FDI和出口等指标的差异，导致了区域影响因素的差异。　　(5)从政策保障机制、财政调控机制、产权调节机制及市场经济调节四个方面构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　　首先应完善并更新现有政策法规，构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政策保障机制，具体做法包括对现有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保护法规的完善和更新，并将其上升到法律层面，组织宣传对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进行保护的重要性，培养创新主体的维权意识等;其次应构建并发挥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调控机制，以缩小区域差异，主要涉及稳定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与调节投入结构两个方面;再次应明晰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产权机制，激励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可从简化申请流程、降低管理费用以及延长保护年限三个方面着手;最后应构建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有序化交易平台，实现其科技创新的经济价值，具体包括明晰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所属权、构建创新成果的交易平台、规范成果交易的合同文本三个方面。　　研究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视角看，文章基于知识产权的视角，以植物新品种为例，探讨农业科技创新问题。已有研究至多是将农业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植物新品种三个主体中两个主体进行有效的组合，比如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刘辉等，2010;刘辉和许慧，2010），研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技术创新（周宏和陈超，2004）、农业创新主体科研行为的影响(黄武和林祥明，2007;王缨等，2015)，鲜有研究将三者结合起来。然而，本研究以植物新品种为例，探讨知识产权视角下的农业科技创新问题，既充分考虑知识产权保护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又深入分析种质资源的发展现状，并量化其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影响。　　第二，就研究方法而言，文章综合利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归纳法与计量经济方法，并将空间因素融入计量经济方法中，体现了方法应用的多元化。已有对知识产权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且在占比很低的定量研究中，描述性统计分析仍占据“半壁江山”。而本研究所涉及的方法，由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与归纳演绎法、计量经济方法三大类构成。就计量经济方法而言，首先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因果关系检验等识别植物新品种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继而构建了二者的分布滞后模型，并利用阿尔蒙多项式法与普通最小二乘法量化了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然后结合技术扩散及经济收敛理论，利用Dagum分解的基尼系数研究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最后，利用收敛性模型研究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将多种计量方法组合应用，对知识产权视角下的农业科技创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从研究内容来看，本文以农业知识产权中的植物新品种为例，对农业科技创新问题进行研究，是对已有研究的深化与扩展。已有研究，特别是针对知识产权的研究，多是停留在对其现状的分析上，仅部分研究涉及知识产权变动趋势的特征及影响。而本文以植物新品种为例，探讨知识产权视角下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策略。具体而言，在对农业科技创新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资源的分布特征，并基于国内外两个视角分析了植物新品种创新的现状，继而识别了植物新品种创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量化了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然后，在总结归纳不同创新主体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时序演进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及区域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接下来，又进一步分析了植物新品种创新能力的收敛性，对其收敛速度进行测算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在借鉴国外农业科技创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结论，构建了提升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保障机制。因此，从研究内容的整体布局来看，本研究是对现有文献的深化与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