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义论题,人类走过了漫长而悠久的探索过程。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马克思的正义观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视角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正义观俨然已经成为了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关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合理内核的争论,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加澄明,反而因为愈加复杂的世界形势以及马克思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前后“矛盾”而持续至今,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如何为马克思的道德和正义维度寻找到合法的理论辩护,既关涉到如何有效回应“马克思与正义”之争,同时也是新时期开显马克思正义理论乃至是整个政治哲学独特的理论叙事的关键所在。长久以来,马克思正义观面临着一个前提性的挑战——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从早于休谟的帕斯卡尔认为理性的作用仅仅在于数学计算,而不能洞察行为的目的开始,到大卫·休谟对事实与价值之间何以联结提出疑问,再到康德通过引入现象界与“物自体”的紧张关系,以确证事实与价值无涉。这样的一种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逐渐开显出来——人的理性根本没有办法去察觉和理解客观世界的本质和目的,以致后来的一些哲学家们言之凿凿地否认从事实判断推断出道德规范的任何可能性。至此,事实与价值的两极对立局面俨然形成。但同时也有一些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对两者关系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澄清的基础上,尝试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中介”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寻找对话和会通的可能,以此表明这样的一种共同倾向——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疏而是统一,而且这一倾向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之中,依然保留着十足的理论空间。在传统视域中,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局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然而事实上,这是对马克思理论作出的一种简化。尤其是涉及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理论探源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理论内部潜藏着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渊源以及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马克思将汲取而来的思想养料淋淋尽致地运用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表达之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了以政治自由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正义呐喊,自此,他从未停止过对如何超越资本主义非正义社会的哲学探索。《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终确立的同时,也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真正诞生。此后,马克思对正义的理解不再仅仅是哲学的表达,更多的是转向正义的实践;不再是抽象地谈论什么是正义,而是以批判非正义彰显正义的实践内涵。这些都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而深刻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作出了强有力的铺垫。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出现了看似前后矛盾的论述和表达,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实现了正义理论研究范式的哲学转向。而一组内在的规定彰显了这一正义观的崭新形象: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解释依据,它指引着我们在思考正义的来源以及作出某一评价时应当依据的要素是什么;第二,否定的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方法论基础。在对待某一事物时,正确的做法不是静态观察,而是将其最为本质和核心的部分看作是动态的,因为“矛盾”才是它们的根本属性,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规范;第三,理想与信念是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的价值旨向。作为人类的理想目标,马克思提供了未来共产主义及其实现途径的最初图景。此外,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展示了它不同于以往传统正义的三个理论特性,即整体性、批判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包含着事实性的正义批判与规范性的正义建构双重含义,前者构成了马克思正义观的“显性形象”,而后者则是潜藏着的“隐性形象”。具体而言,从事实层面讲,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任何为永恒正义辩护的人及其理论终将面临失败的结局。马克思通过对剥削与剩余价值、资本与资本逻辑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形式正义掩饰下的实质非正义。就规范意义而言,马克思作出了三个方面的建构: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正义观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它对正义的来源及评价作出了足够清晰的回答;第二,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复归、市场与政治体制以及按需分配的正义图景作出了初步的“规划”;第三,对于正义的实现途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提供了必要的阐释和理论证明。马克思的正义观自诞生伊始便一直面临着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挑战,西方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约翰·罗尔斯以及被评价为对马克思主义信念构成重要威胁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中,罗尔斯的质疑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中正义的空场等问题上。然而,从根本意义上而言,这样的批判是站不住脚的,罗尔斯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正义并非以权利为最终依据,而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最终的解释原则。退一步讲,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本身也是矛盾重重,自由主义正义论终究会在历史的涤荡中显露出它的脆弱性。而波普尔则是依据“证伪”原则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他虽然相信历史具有一定的发展趋势,但拒绝承认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更是在宽泛意义上将无产阶级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整体而言,波普尔扩大了证伪原则的使用范畴,机械而片面地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过是还没被证伪的教条式的科学,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历史既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的结果,同时也暗含着新旧社会形态更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