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耳龟（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入世界最危险的100个入侵种之一，并已在我国中南广大地区野外出现。红耳龟在其原产地的研究历史悠久，已较为深入，但在栖息地方面尚略显薄弱。除了欧洲开展了一些实验室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入侵地尚缺乏长期深入的野外研究，在我国更是空白。　　通过笼捕、收购、洗胃、剖胃、无线电遥测和样方调查等方法，分别对江苏长江南京段（2011年3月至7月）和海南琼海万泉河水域（2011年8月至2013年1月）的外来红耳龟和本土龟种（中华条颈龟Mauremys sinensis、乌龟Mauremys reevesii）的生境选择、食性和种群进行了比较研究。　　生境选择:在琼海万泉河先后跟踪遥测了42只龟，其中红耳龟33只（16只成年雌性，12只成年雄性，3只亚成雌性，2只亚成雄性）、中华条颈龟9只（2只成体雌性、2只成年雄性，3只亚成雌性，2只亚成雄性）。共遥测定位了1960个位点，其中红耳龟1360个、中华条颈龟600个。红耳龟和中华条颈龟重复出现的地点作为利用样方，包括不同年龄、性别、季节3组处理，每个处理至少有30个样方，共有249个红耳龟利用样方和243个中华条颈龟利用样方，以及相同数量的对照样方，总计984个样方。在这些5m×5m样方中测量了干扰距离、距岸距离、晒背场所、乔木层郁闭度、草本层盖度、水平遮挡度、植物种数、密度、高度、流速、水深、底质、底栖动物种数、密度和生物量等15个生态因子。　　在生境类型尺度上，红耳龟和花龟都偏爱水边有植被的环境。在微生境尺度上，红耳龟选择距人为干扰＞200 m、植物种类≥3种、流速≤0.05 m/s的环境。雌龟选择郁闭度＜50％，而雄龟在25-100％。在雨季龟选择≤2 m的水深，而旱季只有≤1 m。中华条颈龟选择距人为干扰＞200 m、植物种类≥3、草本层盖度＞50％的生境。在雨季龟选择遮挡度≥3和≤2m的水深，而旱季只有遮挡度≥2、水深≤1m。　　红耳龟在大多数生境因子(10/15)上的生态位宽度大于中华条颈龟，显示其面对新生境有很强的适应性。在所有的生态因子上两种龟类都有极高的生态位重叠指数，显示在空间资源上存在竞争。　　食性:在琼海万泉河共洗胃红耳龟138只次、收集粪便11只次（仅记录与洗胃结果不同者）;中华条颈龟洗胃21只次、收集粪便5只次。红耳龟的食物有40种（类），依频次为本土螺类（4种，55.1％），鱼(，42.0％)，禾本科（3种，41.3％），海南沼虾(13.8％)，蟹(6.5％)，大瓶螺(5.8％)，未定植物(5.1％)，昆虫（3种，3.6％），凤眼莲(3.6％)，贝类(6种，2.9％)，山榕(2.2％)，龟盾片(2.2％)，鸭跖草(1.4％)，鼠(1.4％)，蕹菜(1.4％)，毛草龙(1.4％)，未定动物(1.4％)，鸟(0.7％)，天南星科（芋、大薸，0.7％），蝶形花科（水黄皮、印度紫檀，0.7％），苋科（空心莲子草、刺花莲子草），珠子草，浮萍和伞形科。　　中华条颈龟的食物有10种（类），依频次为禾本科(57.1％)，蕹菜(14.3％)，未定植物(14.3％)，虾(14.3％)，本土螺类(9.5％)，鱼(9.5％)，鸭跖草(9.5％)，空心莲子草(4.8％)，大瓶螺(4.8％)和鸟(4.8％).　　从频次上红耳龟取食更多动物(92.0％)，而中华条颈龟选择更多植物(100％);动物性食物占红耳龟食物重量比的大多数(79.7％)，而中华条颈龟的食物从重量比上基本是植物(87.3％):红耳龟最重要的食物为本土螺类(相对重要值44.6)和鱼(33.1)，而禾草(81.3)是中华条颈龟不可或缺的。红耳龟内部在不同季节和性别间食性无差异，但幼龟吃更多的动物性食物（频次100％，重量比91.7％），超过亚成体（频次92.7％，重量比84.0％）和成体（频次88.7％，重量比72.8％）。在食物资源上，红耳龟的标准化Levin生态位宽度指数为0.1091，而中华条颈龟为0.0260。二者间的Pianka生态位重叠指数为0.3048。　　红耳龟的食性在不同的研究点和年龄间存在差异，说明其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具有较高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红耳龟通过取食本土物种，直接对生态系统造成伤害，并且给其他外来种如凤眼莲的入侵创造条件，存在协同入侵。红耳龟和中华条颈龟在营养资源上的生态位重叠并不多，说明生境中有大量的空生态位，根据空生态位假说有利于外来种侵入。红耳龟的食谱涵盖了所有中华条颈龟已知的食物，若红耳龟数量增加到环境容纳量，届时在食性上的竞争也有可能发生。　　红耳龟在不同资源上都有较宽的生态位，再加上本课题组实验室研究证明其对多种胁迫具有较强的耐受性，充分证明了外来物种红耳龟的生态适应性。　　种群结构和动态:在长江南京段的半年研究中获得了98只龟类，包括59只红耳龟(60.2％)，3只中华条颈龟(3.1％)，33只乌龟(33.7％)以及3只外来的蛇鳄龟。红耳龟的相对密度为0.0015/笼捕日。　　在海南万泉河琼海段一年半中共获得测量了189只龟类，包括162只红耳龟(85.7％)，20只中华条颈龟(10.6％)，5只外来的乌龟和2只马来闭壳龟。红耳龟的相对密度为0.0061/笼捕日。　　在长江南京段获得59只红耳龟中，有42只幼龟，4只亚成体和13只成龟;成体和亚成体中有4只雄龟和13只雌龟。同域分布的33只乌龟中有9只为幼体，4只亚成体和20只成体;13只雄性和10只雌性。　　在海南的162只红耳龟中38只幼龟，49亚成体和75成体;21只雄龟和103只雌龟。20只中华条颈龟中有2只幼龟，2只亚成体和16只成体;9只雄龟和9只。　　在长江南京段先后标记释放了39只次红耳龟和21只次乌龟，先后有3只红耳龟、2只乌龟自然死亡;有2只红耳龟误入渔具淹死;有12只次红耳龟和2只次乌龟被人捕获。合计研究期间总的减少率红耳龟为43.6％，乌龟为19.0％;其中由人为因素导致的红耳龟减少率为35.9％，乌龟为9.5％。采用无线电遥测跟踪8只红耳龟的丢失率为100％，3只乌龟的丢失率为33.3％。　　在琼海万泉河先后标记释放了184只次红耳龟和44只次中华条颈龟，先后有13只红耳龟和4只中华条颈龟自然死亡;有32只红耳龟和1只中华条颈龟误入渔具淹死;有46只次红耳龟和10只次中华条颈龟被人捉走;5只红耳龟和1只中华条颈龟被洪水冲出研究区。合计研究期间总的减少率红耳龟为51.4％，中华条颈龟为36.4％;其中由人为因素导致的红耳龟减少率为41.7％，中华条颈龟为25.0％。采用无线电遥测跟踪40只红耳龟的丢失率为80.0％，9只中华条颈龟的丢失率为77.7％。　　野化红耳龟在数量上均已明显超过本土龟种，占野生龟类群落的绝大多数（南京60.2％，海南85.7％），但种群性比不正常，雌性明显偏多（南京76.5％，海南83.1％），种群结构与市场相似，且刻字个体较多(37.2％)，尽管仍然存在极大规模的人为放生，红耳龟在野外的丢失率也极高（南京43.6-100％，海南51.4-80.0％），使红耳龟的种群密度维持在一个脆弱的平衡状态。　　中华条颈龟的年龄结构也不合理，更高的刻字率(50.0％)和半年内更低的存活率(22.3-63.6％)，说明其濒临绝灭，现有种群也依赖人为放生。捕食外来红耳龟并不能替代对本土龟类的需求，由于中华条颈龟比野化红耳龟(约80 RMB/kg)具有更高的价格(约200元/kg)，渔民会优先捕捉本土龟类。大量野化红耳龟的存在，吸引了职业捕龟者的捕捉，连带殃及本土龟类，表现出通过共同天敌（人类）所产生的似然竞争。人为捕捉不能根除外来种，不值得鼓励和推广，放生还带来杂交和基因污染的风险，要阻止入侵进程必须从控制放生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