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对当前叙利亚危机的关注大多着眼于国际及地区力量可能存在着的重新分配,以及相关国家和组织利益得失的权衡与评估,但叙利亚自身的国家利益关切却少人问津。“国家利益”对叙利亚而言,同样也充满着与阿拉伯民族利益相互交织的无奈,而难以定性。观念的影响使国家利益在国家的社会性实践和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身份中不断改变。国家的观念变了,其身份就会发生变化,身份发生了变化,国家利益也就自然地随之发生变化。叙利亚正处于剧烈的政治社会变革当中,其国家身份的走向决定于体系文化对其的影响。本文试从建构主义的视角,通过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历史发展和决策沿革,以及对叙利亚所处的国际体系文化的系统性阐述和分析,来研究这一时期叙利亚国家利益的建构过程。全文共分为六章和一个结语。第一章为绪论,综合介绍了本项研究的缘起、意义、国内外现有的研究状况、论文结构、研究方法和使用材料等。作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第二章以建构主义的视角探讨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在阐明理论选取缘由的同时,将国家的身份和行为概念引入到了分析框架之内。当前国际政治理论中分析国家利益主要基于两种视角,即经济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建构主义作为后者对于国家利益的认识不同于现实主义,也不同于自由主义,而是主张将客观性应用于政治行为体之上,并认为结构主义的整体认识论是分析国际政治所不可或缺的。因而温特提出了国家利益不是外生于社会结构,而是由国家行为体作为施动者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体系结构建构出来的论断。在社会理论的指导下,温特将国家利益定义为“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再造要求或者安全要求,并且在乔治和基欧汉关于国家利益类别的基础之上,将国家利益的内容解释为“生存、独立、财产和集体自尊”。如果国家—社会复合体要想得到安全,就必须满足这四种利益,否则国家就会逐渐灭亡。本章以国家安全、国际环境、国家综合实力、科技实力以及国家主观认识水平等因素做为判定叙利亚国家利益的标准,基于建构主义对国家利益内容的理解和叙利亚(内战前)整合发展型的构建中国家属性,将叙利亚的国家利益总体划分为国家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国家的文化利益。第三章从国内维度上对叙利亚国家利益的建构进行了分析。主要通过对叙利亚国内政治文化以及基于此的国家认同观念的变迁叙述和特点总结来勾勒出叙国家利益的观念变化动态图,并最终总结出巴沙尔时期叙利亚政治文化所呈现出的几大特点。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巴沙尔执政前叙利亚就已经基本形成了的一套建立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且具有自身特色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此外,本章还以叙利亚国家独立作为起点,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简述巴沙尔政权之前叙利亚在各个政权统治下国家利益的演变过程。其中主要包括叙利亚独立初期国民政府时期、叙利亚复兴党一党执政时期以及哈菲兹·阿萨德专制主义时期,直至延续到巴沙尔时期的“弱权威主义”体制。并分析了在这一体制下叙利亚的官僚政治体制和巴沙尔政府的外交政策。叙利亚公民社会的发展说明了叙存在区别于国家政治文化的公民政治文化,为了更为全面地把握叙利亚国家利益的真正内含,本章也对其进行了单独阐述。第四章从国际维度上对叙利亚国家利益的建构进行了分析。基于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建立起来的这一建构主义体系理论的核心论点,本章综合运用费丽莫“经验性”规范建构模式和温特“理想型”建构分析模式,分别以巴沙尔执政时期叙利亚在安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上与国际体系的互动过程为分析对象,展现了叙利亚在安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具体而言即叙利亚与大国关系博弈下形成的“国际责任”安全体系、与一系列国际经贸协定和双边经贸协约所构成的经济体系,以及以阿拉伯国家之间长期维系着的传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为代表的文化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叙利亚形成的国家身份通过其偏好建构着叙利亚的国家利益。第五章分析了巴沙尔时期叙利亚在以大国政治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与中东国际关系中对外关系的发展进程和在该过程中与它国之间的利益交汇,以及阿萨德政权与叙利亚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世界主要力量在中东国际体系中逐渐形成了处于“洛克文化”下新的互动模式,面对新的中东局势,以及在传统利益的驱使下,美、俄、欧等中东地区主要区域外势力纷纷调整了自己的中东政策,这为处于中东政治核心地位的叙利亚在其新的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由于叙利亚在中东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对外政策完全有能力去表达自身对地区规范和力量的认同,因此,本章以地区国家身份和观念认同为视角,同时以国家的民族身份为划分标准,分析了当今叙利亚在中东地区对外关系当中的行为和作用,从而廓清叙利亚外生认同的表现和特征。第六章以个案分析的形式,进一步就叙利亚国家安全利益的建构过程进行了验证。国家安全利益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其重要性在叙以关系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出于叙以矛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对关系所处的政治文化类型仍旧停留在霍布斯文化之中,并且作为可能将中东整体政治文化拉回霍布斯文化的影响因素而存在。学界普遍认为,以色列在中东代表着美国的利益,而叙利亚则是伊朗的代言人,这样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了美国与伊朗之间存在着的另一种霍布斯文化,而这种文化内化到了以色列与叙利亚的国家身份及利益当中,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通过对叙以关系的概述和两国之间国家安全战略的比较,本章在建构主义框架下对巴沙尔执政以来的叙以和谈进程进行了梳理,认为叙以两国一直以来对彼此“敌人”的身份虽未发生改变,其互动模式也并没有因为体系文化的改变而发生重构,但在不同时期霍布斯文化的内化程度受到体系的影响而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最后一部分为结束语,在根据中东各国对现有中东国际体系持有的不同态度而归纳出的三种国家利益性质的基础上,本部分将巴沙尔时期的叙利亚划归为中东国际系统进程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国家之列。受到这一属性的影响,叙利亚在国内危机中更加受制于中东国际体系文化对其的影响。而围绕叙利亚危机产生的几大国际规范都将影响着叙利亚国家利益新的的建构方向,中国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同样也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