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如何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来遏制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进一步恶化、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模式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重大议题。在过去的二十年,世界各国一道,逐步探索出了一套应对环境问题的政策框架,而环境权交易市场正是一项重要的环境治理创新工具。自《京都协议书》首次将市场机制引入至环境政策框架,并将其作为环境治理的全新路径,对传统的政策框架进行了系统性补充和完善。在此背景下,环境权交易市场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得到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逐渐成为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议题。然而,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如何在微观层面对贸易品所含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合理有效的测度一直是研究重点和难点。本文运用全新的测度方式,衡量了近5000余种贸易品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为微观层面研究跨越国界的“碳外包”问题提供了全新的工具和方法。本文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世界各国历年贸易数据、各国碳排放数据以及我国海关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数据支撑,借助三重差分法,微观层面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上市企业碳外包行为的影响。本文实证结果证实,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实施促使企业显著的增加其碳外包活动,进口更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产品。该结果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得到巩固和证实。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面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政策的实施,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和非工业制造业企业,国有企业和工业制造业企业更倾向于对其生产活动中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高的生产环节进行外包,并进口更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高的“高碳”产品。最后,调节效应分析结果显示,随着企业绿色能力的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对企业进口行为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该结果表明那些具备更强大的绿色创新能力的上市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绿色创新来抵消环境规制带来的经营成本上升和利润空间的压缩。这进一步印证了绿色能力在企业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各国环境治理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表现出显著差异的情况下,仅通过一方的努力或局部地区实施环境规制来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企业作为微观市场主体能动的选择碳外包来规避环境规制、抵消环境规制引致的成本上升和利润空间的压缩。本文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环境与贸易有关的文献,为国际碳外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