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虽已历经多次改革，却依然难以稳定、有效地运行。国务院1997年26号文件和2005年38号文件分别对“统账结合”的筹资模式进行了确立和完善，随着国家社会保障“全覆盖”政策的实行，扩面工作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2016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并轨”后，参保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已达67.17%。相对于1997年以前，新制度的财务收支能力得到了极大地提升，养老基金收入、当期结余高速增长的同时累计结余也逐年增多。然而，近年来，尤其是2011年之后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逐渐暴露出制度内老龄化趋势难以遏制、缴费基数难以做实、区域间收支状况难以平衡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各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基金账户的收不抵支现象也已经出现并迅速蔓延，在不考虑各级财政补贴的情况下，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已有24个出现了当期负结余，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令人担忧。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本文从现状分析出发，解读了收支失衡的原因、对各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相应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期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方向，使其能够更加高效、可持续地运行。
　　本文首先对制度参保现状和基金运行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2011年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拐点之年。从1998年新制度实行到2011年，参保在职人数的增长速度普遍高于退休人数的增长速度，制度赡养率稳中有降；征缴收入和总收入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基金支出的增长速度，累计结余逐步增加。而2011年之后，情况出现了反转，制度内老龄化程度开始逐年加深，征缴收入和总收入增速也开始下滑，收不抵支的财务危机逐渐显现。同时，区域间制度运行状况的失衡也在加剧，2010-2015年，各地区制度赡养率的标准差由12.24%上升至13.82%，各地区当期结余率的标准差也由11.15%上升至13.46%。
　　随后，本文根据制度的发展现状和收支性质，使用现收现付平衡模型并结合制度实际运行情况对收支失衡的原因进行了研究。一、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迅速渗透使得制度赡养率不断升高，在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应保尽保”的情况下，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和年限都在日益增长，制度负担越来越沉重。二、缴费基数的严重不实所导致的实际缴费率长期偏低是现阶段养老保险收支失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高达28%的制度缴费率和制度设计无法达成“激励相容”导致了缴费基数的严重不足，养老基金收入能力低下。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财务紧张不得不提高名义缴费率，致使缴费基数再次缩水，形成恶性循环。三、养老金替代率变动趋势的改变时机加重了基本养老基金支出端的压力。在“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下，工资增长乏力，同时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行因进入拐点而负担加重，而国家却在此时连续多次上调养老金发放标准，使得养老金替代率由2011年以前的逐年下降转变为如今的逐渐上升，致使同时受到多重压力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账户不堪重负。四、曾经有助于降低制度内老龄化程度并增加基金收入的扩面工作的有效性大幅下降。随着扩面工作的推进，各行业、各经济类型企业的制度赡养率都在持续上升，大部分待扩面群体的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制度内，可扩面的空间严重不足。另外，一些地方政府的“盲目扩面”使得部分没有持续缴费能力的群体加入后又退出，造成了被扩面群体和基金财务可持续性的双重损失。五、造成各地区收支状况差异化的原因包括各地转轨成本不同、国有企业参保情况不同、缴费基数做实程度与扩面效果不同、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情况不同。
　　为了更加具体地了解各因素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支平衡的影响程度，本文使用2006-2015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总体回归显示：实际缴费率、平均工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提升都会使养老金收支比显著提升，而制度赡养率和平均养老金替代率的上升会使养老金收支比下降。为了进一步研究处于不同收支状况下的各地区应优先采取何种措施，接下来进行了分位数回归。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当收支比处于较高或较低水平时，应更加注重加强职工养老保险征缴的监管工作，努力做实基数，应更加重视养老保险制度内的年龄结构问题，警惕制度赡养率的上升，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加快工资上涨。当收支比处于中位数水平时，提高实际缴费率和降低制度赡养率的做法对于改善收支平衡状况较为有效。当收支比处于中间水平上下时，应更加重视控制养老金发放标准的上涨速度，同时重视扩面工作的推进。
　　最后，本文根据前文的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包括：完善退休机制并优化二孩政策、做实缴费基数并提升收支能力、控制养老金发放标准的增速、进行有针对性的扩面、明确转轨责任负担主体和加快提高统筹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