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绅士,黄陂范轼、范熙壬父子经历清末民初的剧变,他们的案例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近代中国知识群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主动调整与客观变化,以及个体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从家族史、家族学术渊源看,范氏家族属于绅士阶层。在清末的社会危机和生存压力下,范氏父子努力实现思想和心理的调适。他们一生主要的政治活动,展现出他们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取向。1898年,他们参加新晋举人掀起的集体抗议外国侵略的政治活动,不仅表明绅士群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增强,而且参与政治的环境大为松动。不论是革新派、新晋的举人,还是保守派,在山东孔庙圣像遭到德国士兵毁坏一事上共同表现出激烈行为,说明列强入侵刺激了绅士阶层集体的文化保护情绪。新政改革之后,传统绅士的参政路径发生变化。范轼在江西参与创办法政学堂,负责江西咨议局议员选举抚州议员复选准备工作。范熙壬的政治经历轨迹清晰地体现了传统绅士参政路径的巨变。进入民国,范熙壬主要以议员身份,以国会为平台参与政治。他在第一届国会中的政治活动和对国会制度、民主共和的态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政治文化的转型,即国会制度、国会议员曾短暂被寄予厚望,又很快沦为政治实力派的工具,最终被抛弃,党治主义逐渐取代民主共和。国会制度结束后,范熙壬参与组织国会非常会议,以在京名流身份回武汉参加交涉“汉口惨案”,这些都是资深国会议员竭力发挥国会政治余热和延续自身政治生命的努力。范氏父子的学术研究和思想变迁,显示出国家社会变革对个体学术、思想的影响。随着国家边疆危机的加深,晚清学术界十分重视边疆史地研究,范轼的史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边疆史地上。范熙壬早年的史学习作侧重史学考证,若干文章体现出经世思想。留学日本以后,他创办《新译界》,宣传宪政和现代法治思想,并努力调和《春秋》经学思想与民主共和之间的关系。经世致用是父子学术研究的共同特点。范轼不同时期的文章,反映出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变革思想。从政治思想上看,范熙壬自清末新政以后迅速深度地“现代化”,启蒙意识、宪政观念、国会制度、民主共和、社会主义等思想和制度体系都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但在文化认同和归属上,他们身上仍然保持着传统绅士的救世思想和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此外,范熙壬深受家庭浓厚佛教风气影响,作为佛教居士,他积极参加并支持清末民国的佛教复兴运动。他以入世的态度出入佛教,在近代有佛教情怀的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性。范氏父子一生的政治历程曲折,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历史剧变中,从传统绅士向现代国家政治人才和知识阶层转型,其间经历了思想的苦闷、坚守和与时俱进。清末国家持续的危机,士大夫身上的文化优越感和政治责任感促使绅士阶层参政兴起。民国政治鼎革之际,绅士-知识阶层政治参与权扩大,在国家政治建构中成为中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范氏父子的政治、思想历程在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是国家社会转型中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