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多人少”是长期困扰中国司法(尤其是基层司法)的一大难题,尤其是在所谓的司法便民等一系列对诉讼费用的减免政策之后,法院案件数量激增,在立案登记制和司法员额制改革逐步推进之后,“案多人少”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发凸显,成为制约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一个瓶颈。为解决“案多人少”,最高院推出的以“简繁分流”为核心的一系列应对措施,虽有一定效果,但仍是治标不治本。学者也曾对“案多人少”的原因进行剖析,比如从“案多”的原因,从“人少”的角度,以及法官的各种负担进行分析,确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细细品来,总感觉有未尽之处。本文试图从学者并未着手处之司法政策分析角度,寻觅“案多人少”与司法政策之间的关联,发现,司法政策的短期化可能是“案多人少”问题的一大源头。因为司法的保底是解决纠纷,其更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解决纠纷向社会和市场释放正确的激励信号。如果司法只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很可能沦为以滥用调解和执行和解为标志的“和稀泥”。这种妥协性司法的实质是通过压迫债权人让利的方式来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但其后果则是激励了寻租型诉讼——债务人与其主动还钱,不如等着吃官司。长期以来鼓励调解和执行和解的司法政策导致了案件数量的猛增以及如今的司法困局,法律的底线一旦失守,司法公信力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案多人少”,必须从调整短视的司法政策入手。诸如限制调解的使用范围,禁止执行和解,强化执行的力度等措施缺一不可,否则司法就不可能从妥协转向进取,也不可能从长远尺度提高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力。本文第一章是对研究问题的提出及描述。首先对“案多人少”的情况进行总体勾画,发现其具有普遍性的特征,后引用了实证调研数据进行细致分析,如基层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法官的人均案件负担量等,展现了“案多人少”的惊人现状,亟待解决;之后论述法院系统的应对策略——以增加编制和简繁分流等为核心的纠纷解决办法,但“案多人少”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缓解。学界分析“案多人少”的原因,给出的解释是:法院的诉讼费用过低,造成案件的涌入;法院的政治渠道与司法渠道混淆,政治负担过重,分散了法院的审判力量等观点,引出司法政策短期化可能是引发“案多人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并把司法政策短期化作为文章的研究核心。第二章介绍了我国司法政策短期化的成因。我国对司法功能之定分止争、社会控制的功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却忽视了司法还有向社会“发信号”创设激励的功能。学者们对司法政策的制定曾有过论述,如:德沃金的权利理论说明司法政策不能伤害民众权利,法经济学集大成之波斯纳法官的司法要向前看等。而我国司法政策在制定之时就未见考虑周全,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且“案多人少”的压力一部分就来源于短期化司法政策:如不经通盘考虑、制定完备配套政策就设定降低(甚至减免)诉讼费用、立案登记制的司法政策,带来了法院的案件井喷;加之执行乏力导致审判公正被削弱,加之我国目前还有社会信用孱弱与社会资本缺乏等背景因素,最终导致了司法政策短期化。第三章介绍了司法政策短期化的后果之一:寻租类诉讼的泛滥。首先从当事人的策略选择角度进行分析,引入了相关法经济学模型与理论成果,主要是当事人的诉讼选择理论模型,分析当事人之所以选择和解是基于成本收益精确计算的考量。也解释了正因我国法院的司法政策向当事人释放了不稳定的信号,被当事人所利用来获取不当利益,由此造成了寻租类诉讼的泛滥。后界定了寻租类诉讼的内涵及两大类型:机会主义诉讼和虚假诉讼。再通过短期化司法政策与两大寻租类诉讼进行两两互动,得出结论——短期化司法政策会诱发当事人的寻租行为,衍生出更多的案件,加剧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境。第四章介绍了司法政策短期化的后果之二:削弱司法公信力。本章分为两部分:首先,在论述过程中引用了法经济学模型,分析了中国法官比较在意的几个重要的因素诸如收入、升迁、声誉等,并讨论了短期化司法政策与法官决策的互动关系;其次,分析了不科学的司法政策会影响法院激励,更可能带来削弱司法公信力的后果。第五章对如何应对短期化司法政策给出具体建议,主要是针对第二章短期化司法政策的成因,给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要加强执行力度;其次,在司法实践中,要实现调解、执行和解与司法的均衡;在案件分流层面,将多元解纷制度与诉讼费用的调整并行;在社会层面,要强化社会信用体系的外部保障,让整个社会处于信誉的良性循环,从而达到理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