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既往研究在互联网使用与抑郁之间的关系上未能达成一致,且互联网内涵丰富、维度复杂,“在我国情境下,何种方式、何种频率、何种目的的互联网使用有助于改善抑郁症状”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聚焦其作用路径的研究更为稀缺。因此,本研究基于中国情境,从个体层面上探析中国中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模式并探究不同维度的互联网使用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状间的关系;通过引入社会参与作为中介变量,探究其在互联网使用和中老年人抑郁症状得分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一步探索区域层面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在个体层面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参与关系间的调节效应;最后探讨互联网使用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城乡差异以及东中西部区域差异。【方法】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数据,选取17,676名年龄≥45岁的参与者。互联网使用从方式、频率以及目的三个维度进行测量,抑郁症状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 10）进行测量。利用逻辑回归、中介效应分析和调节效应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结果】（1）互联网使用及其三个维度:互联网使用的方式、频率和目的都与中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同时,城乡和东中西部亚组间皆存在一定的差异。（2）个体的社会参与情况分别部分中介了互联网使用的方式、频率以及目的三个维度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状得分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占比呈现“农村高于城市、西部高于中东部”的趋势。（3）区域层面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在个体层面的互联网使用情况与社会参与的关系间存在调节效应,即较高的信息化发展水平会削弱个体的互联网使用对社会参与的积极影响,但是对于发展水平处于第三梯队的调节效应在各个路径上的影响最低。【结论】研究分析了互联网使用与中老年人抑郁症状之间的负向关联,并揭示了潜在影响机制:从社会资本理论的结构维度分析了社会参与在互联网使用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从多层面视角探索区域信息化发展水平如何调节个体互联网使用与社会参与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中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可以减少弱势群体面临逆境的风险,增强保护因素,有助于辅助缓解抑郁症这一公共卫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