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我国将建立法治政府,有关立法也作了一系列规范与控制行政权的规定。但在行政听证制度以及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方面,目前立法中仍存在大量的问题和缺憾,导致实践中各类问题层出不穷。因此,明确行政听证笔录在行政决策和行政决定中的法律效力,既有实现行政听证制度公正性、民主性、科学性作用的实践意义,又有学理研究上的必要性和前沿性意义。随着我国立法及实践中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行政听证制度广受社会公众的关注,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听证制度的诸多制度尤其行政听证笔录的效力尚无明确、统一的规定,应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在行政决策领域听证笔录具有依据效力,通过建立组织听证的行政主体予以回应的制度来确定。在行政决定领域行政听证笔录应当具有重要的法律效力,即行政决定的作出必须以行政听证笔录为重要依据,除非有明显的事实或证据能证明听证笔录没有反映客观、真实的事实,否则行政主体不得作出以听证会之外、当事人不知晓的证据或事实为依据的行政决定。行政决定作出后,如果当事人对行政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话,在这些行政救济阶段,行政听证笔录也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如其证据效力、对行政主体提交听证笔录的约束力、对审查机关职权、审查方式等方面也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另外,与行政听证笔录的效力相关的一些问题也必须予以关注。首先,由于我国目前的立法规定的行政听证制度既有正式听证,又有非正式听证,但对非正式听证的规定以及重视程度都很不够。因此,应当对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进行合理定位,以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其次,我国学者在行政听证笔录的法律效力的探讨中,大多对确立“案卷排他性原则”予以肯定。但美国“案卷排他性原则”与我国目前的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不能简单移植“案卷排他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