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世纪是欧洲历史的特殊时段,也是英国历史的的转型时期。这段时期见证了外邦征服在英国留下的痕迹和遗产,见证了古典文明在英国的复兴与传播,也见证了大学对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的扩大。四次外族征服是英格兰早期大学出现的重要背景,罗马人给英国带来了商业精神和基督教信仰;盎格鲁-撒克逊人将日耳曼人的法律传统引入英国；维京人教会英国人如何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及行政管理能力;诺曼人将英国的政治进一步向封建化发展。12世纪以后,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在欧洲建立,城市的兴起、知识文化的复兴和政教之争等要素皆为大学的兴起提供条件。1088年,欧洲第一所大学在博洛尼亚建立。一个世纪以后,巴黎大学成立。博洛尼亚大学与巴黎大学成为中世纪的原型大学。13世纪初,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相继在英格兰成立。两校的成立与意大利、法国的原型大学在社会和政治环境方面有诸多不同,正是这些建立的基础性差异,使得早期大学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博洛尼亚大学诞生于自治城市,富有活力的市民社会、古罗马的历史积淀催生其成为法学研究的鼻祖；巴黎大学由巴黎圣母院等主教学校衍生而来,再加上巴黎作为一国首都和主教所在地的特殊地位,因而具有浓厚的政治和宗教色彩,这也就决定了神学与哲学是巴黎大学的研究重心。牛津镇与剑桥镇既不是拥有独立自治权的市镇,又不是政治、宗教中心,因此在地理位置上享有“偏居一隅”的便利。在牛津和剑桥两校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种引人聚焦的趋向——世俗化。这种世俗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去宗教化,其表现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世俗化倾向最为直接的体现是课程设置方面。两校的课程设置中,自然科学、音乐、医学、法学等多种学科共同发展,特别是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使得牛津大学在不久之后一跃成为西欧科学研究的重阵。其次,以国王为首的世俗权力从教会手中将大学的领导权夺走,希望借助这一特殊的机构能够发挥效力,帮助其治理国家;再次,世俗学生的出现更是将世俗化倾向推到高峰。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生们严谨刻苦,过着苦行僧搬的学习生活；而另一方面又践行着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酗酒、斗殴、赌博等陋习也非偶然。他们的社会构成较先前也更为复杂,家境较为困难的学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到了近代,约曼农等新兴阶层的子弟也被两校所接收。从前人们望而生畏的“象牙塔”最终向世人敞开怀抱,广纳贤才。而大学教师大多是宗教人士,他们的收入构成却体现出了世俗的成分。他们担任宗教职位的同时,也会依靠学生的学费、权威人士的资助过活。最后,世俗人员参与到学校事务的管理中,管理主体由原先的教会代表扩大到校长、捧持、调查员、收税人等,校长逐步代替主教成为大学的实际领导者。此外,学院制作为一种新型的大学管理方式在牛津和剑桥两校盛行,这种制度成为日后英国大学发展历程中的传统,保留至今。管理制度的变迁将世俗化的倾向渗透到大学的方方面面。英格兰大学在早期呈现出世俗化倾向的特点,其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商品化、城市化、市场化等经济新形态为世俗化的萌芽提供物质支持；第二,国王利用政治权威及影响力凌驾于教会之上,获得对大学的主导权；第三,伴随经济水平提升的还有市民社会的文化素质,整个社会形成了“向上层社会看齐”的氛围,求知的欲望也更加强烈;第四,英国大学出现这种世俗化倾向也离不开外部因素的催化。对外交流的增多使得英国大学具备了国家化与民族化并存的特色。早期大学教育的世俗化倾向为此后大学的现代化发展埋下伏笔。他们为社会培养了诸多栋梁之才,他们的智慧和卓越贡献推动了社会进步,促进科学精神、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民族精神在近代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同时,教育的普及化为社会规训的形成、精神生活的丰富提供智识基础。正是在世俗化倾向的深远影响下,大学得以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成为促进英国崛起的新生力量,泽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