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勒在中国的接受受到他的“解构主义”的理论姿态影响，以至于大量的论文都集中在他的“解构主义”方面，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米勒在1966年结识德里达以后，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而忽视了20世纪40-70年代的米勒，忽视了新批评和意识批评在他思想中的根深蒂固性。正如在国内关于“解读叙事”理论引发的争论一样，这里面存在一个如何面对理论与具体的批评实践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批评家的米勒而言，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解读叙事》中，米勒不仅仅是对《小说与重复》中的“重复”观的一种重申，也不止是《重申解构主义》一书的简单地文学批评实践。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作为理论家的米勒和作为批评家的米勒不完全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关注一个理论家的理论分析的同时，更应该仔细研究他的批评实践，在他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寻找“差异”，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去做的，也是一篇研究性论文的价值所在。 本文通过对《解读叙事》一书的解读，主要思考了米勒的“反叙事学”理论姿态的本质。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解构主义者，在他的叙事态度和叙事实践之间，存在着许多悖论。此外，米勒的“解构叙事”理论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他在解构着别人的同时，也在解构着自身。他的“重复”与“反讽”概念，并不能构成对经典叙事学的根本解构，也无法建构起自己的“新叙事学”，与其说他说出了经典叙事学的不可能，不如说他是在竭力完善经典叙事学，是对经典叙事学的一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