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脚投票”理论提出以来,公共服务提供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受长久以来户籍制度的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入到城市却不一定意味着可以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提供对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尚存在争议。2016月1月1日《居住证暂行条例》开始施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跨出重要一步,为公共服务提供引导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力资本重要性的提升,以受教育水平为标志的异质性劳动力差异逐步扩大成为我国劳动力流动中的重要现象。流动中的异质性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和适用城市政策存在显著差异,二者在流动中面临的问题不同,公共服务提供对二者效用函数的影响及影响机制也将存在差异。要利用公共服务提供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必须重视流动中异质性劳动力的差异,基于异质性劳动力视角,对劳动力流动的各个阶段进行深入探索。基于此,本文在对劳动力流动中的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的前提下,对异质性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综述。其次,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现状和政策进行梳理,提出我国引导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导向及本文的研究方向。重点地,从劳动力流入地选择、定居意愿及流动消费三个角度,深入探索公共服务提供对异质性劳动力的差异性影响及其影响机制。最后,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究通过公共服务提供引导劳动力流动、促进流动劳动力安居乐业、扩大内需的可行路径。研究结论如下:(1)公共服务提供对劳动力流入地选择的影响存在以受教育水平为标志的群体分化。公共服务支出越高的城市,高教育水平劳动力流入的概率越高,但公共服务支出对低教育水平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不显著。其中,对教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偏好差异是异质性劳动力流入地选择差异的主要来源,流入地房价、消费水平及户籍门槛均显著地降低了流入地教育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低教育水平劳动力流入地选择的影响。(2)由于异质性劳动力的个人折现率存在差异,高教育水平劳动力对未来收益(尤其是公共服务收益)的折现率较低,在流入地定居意愿较强。相对地,低教育水平劳动力对未来收益(尤其是公共服务收益)的折现率较高,在流入地定居的意愿较弱。在考虑户籍制度的影响下,这一结论仍然成立。(3)学龄子女流入地就学可以促进家庭消费。然而,学龄子女流入地就学对低教育水平劳动力家庭消费主要是通过消极中介产生的,积极中介对高教育水平劳动力家庭消费的影响高于低教育水平劳动力;在消费路径中,同住人口增加的中介效应占比最大,是影响低教育水平劳动力家庭消费的主要中介;在积极路径中,住房支出占比路径对高教育水平家庭消费的影响更高,定居意愿路径对低教育水平劳动力消费的影响强于高教育水平劳动力,学龄子女流入地就学能够缓解低教育水平劳动力家庭的“边缘化”,进而达到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公共服务提供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经验证据。目前,我国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为了更好的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缓解劳动力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并充分发挥“市民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劳动力流动的趋势,从异质性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出发进行引导,提高政策的针对性,才能实现好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