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受到重创,各国政府都在思考现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与桎梏,迫切需要产业创新打破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通过技术创新给各国产业经济提供新鲜的血液与氧气,构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各国共识,这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抢占新一轮经济制高点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2010年10月,国务院正式确立了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目标;国民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出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进一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使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到2030年,我国成为世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的制造中心和创新中心,形成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和主导地位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在此背景下,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多项产业政策,通过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手段扶持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然而,处在培育期的新兴产业因为技术创新的复杂性、项目建设的周期长以及投资风险性大等特点发展得并不顺利,其对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激励和产业成果转化也未取得关键性突破。因此,如何利用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这两种宏观调控手段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模式转型,实现漂亮的软着陆,对新常态下的中国政府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等宏观经济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上述背景从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出发,研究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和影响。首先,系统梳理国内外文献研究,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市场失灵与政府作用及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三个方面阐述政府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理论逻辑,比较两种政策手段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作用机制的异质性。其次,采用44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测算方法,测量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创新绩效,并根据产业经济学的综合指标打分法划分生命周期,测量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创新绩效。再次,通过面板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整体效应和结构效应。最后,归纳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本文的结论为:财政补贴有利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但积极效应并不显著,而税收优惠并没有发挥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并在考虑所有制后,财政补贴对国有制企业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而税收优惠不存在差异;从生命周期的动态视角出发,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对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各有不同。因此,应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产业特征,构建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的财税激励体系,鞭策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稳步上升,为全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积极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