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平做为北宋中期名臣在出入朝堂四十余年,其交游可展示当时重大政治事件中重臣之风采。本文以张方平与范仲淹等九人的交游为线索,力图体现张方平及其他几位名臣的思想、性格、好恶等。张方平持文拜见范仲淹并受到范的赏识时,范为应天府学官。其后范知苏州与时为昆山县令的下属张方平畅谈兴利除弊方面的政治主张,为庆历新政的实施做了准备。庆历新政时,张方平帮助范仲淹发布了诸多革新诏令。新政失败后,张方平依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坚持或恢复新政的部分法令。范仲淹去世前,二人还通信赠物。展示二人私交过从如一,政治主张比较接近的一面。张方平与欧阳修的交往在庆历元年同在馆阁之际,并共同推动了庆历新政。其后,二人为扫荡时文“太学体”做出了贡献。二人的分歧主要在于对西夏的态度上。庆历新政后,张方平曾为欧阳修的不幸遭诬疾呼不平,欧阳修亦对张方平后来遭到的重贬深表过同情。嘉祐间,张曾向欧阳修力荐三苏父子,欧阳修也曾对包拯弹劾张方平之举大发“蹊田夺牛”之叹。但二人在嘉祐后的政治舞台上始终未能联袂,只是冷静地向对方注视,固然有政治立场方面的分歧,亦有欧阳修历经沧桑,稍显守成的原因。张方平与韩琦最初分歧在召募强壮弓手一事上,后韩琦队伍在对夏战争中失利后,张方平曾言韩受责太轻,使韩琦不快。以至于在“进奏院案”一事,韩琦《家传》中留下了张方平借攻击王益柔等人以倒范仲淹等人的记载。嘉祐后,韩琦日渐因循,张方平依然独立不惧地坚持打破陈规,遂使二人在政坛上成为对手。但在神宗继位后,台谏倒韩的过程中,张方平依然以大局为重,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展示了两位政治家稳健却警惕的风格。张方平与苏洵的交游始自张方平守蜀之际,张方平十分欣赏苏洵的才华及政治主张,竭尽所能地使苏洵走出眉州,并名动天下。苏洵感激张方平的知己之遇,为之作《张益州画像记》。二人不仅在文学上引为知音,且在政治主张有不谋而同之处,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君子之交。苏轼随父拜见张方平之初,张即以国士之礼待之。熙宁变法后,对政事有同感的二人友谊进一步加深,苏轼通判杭州及张方平引退至南京御史留台,二人皆有诗文相送。且对杜甫其人其诗有着“诗人例穷苦”的感受。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起,张方平不顾个人安危,上书请求宋神宗宽赦苏轼。苏轼遭贬黄州后,张方平与之互通音信,劝导他以佛道之理走出心灵的困境。苏轼并在张生日之际以珍物相赠。苏轼在为张文集所写序中对其人格叹服不已。张卒后,苏轼坚持以门生之礼为其守丧。二人建立了一种终生不渝,亦师亦友的真挚关系。张方平与苏辙的交游起自苏辙随父兄进京应试前夕,其后,在苏辙受到当权者排挤之际,张方平曾两次不遗余力地收留困境中的苏辙,先辟其为陈州学官,后辟其为南京通判,苏辙感怀张方平的大力提携,多次为张方平贺寿。张方平稍有东山再起之象,苏辙便为之欣喜不已。张方平从多个方面培养了苏辙的政治能力,苏辙在张卒后多年,仍唏嘘不已地追思这位长辈。张方平与苏辙间的拳拳之情、忘年之交留下了文学史上的佳话。张方平与包拯在庆历新政初相识,包拯受王拱辰推荐进入朝堂,对庆历新政既爱又怕,但其做事一贯率尔,曾弹劾过上司张方平的岳父马绛。随着岁月的流逝,包拯期待进入执政的位置,逐渐向当权者靠拢,在嘉祐四年斥责张方平不顾廉耻,收买他人邸舍,以致张多年的外放,包拯已非昔日之包拯。张方平与司马光应在庆历六年相识,由于种种原因,司马光在嘉祐后期张方平知秦州时,一再弹劾张方平。后来,张方平入参大政,司马光再三表示反对。通过二人交游展示了他们政治主张、立场的不同。张方平与王安石的交游最早始于庆历六年。嘉祐共事间,二人在理财方法上存在分歧。其实,张方平也是一位力主改革的政治家,他与王安石的部分改革内容是一致的,只是张方平比较稳健,王安石稍显激进。正因同属改革家,他们二人才遭受到他人的种种非议。但二人始终未能结成政治同盟,只能在历史上留下遗憾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