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播分离改革在我国演进十余年来,一直走走停停、进展缓慢。2009年10月原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正式_更名为上海广播电视台,并出资组建了“台属、台管、台控”的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标志着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了“整体转企改制”,由此拉开了新一轮制播分离改革的序幕。对这个后来被称之为“上海模式”的改革探索,赞者有,弹者也不在少数,有批评意见甚至直接以“上市圈钱”概括此次改革的真正目的。在此背景下,笔者选择“上海模式”作为研究新一轮制播分离改革的切入点,对此次改革的动力机制以及改革一年多以来所取得成效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梳理,以此来探寻此次改革发生的隐秘逻辑,并借用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工具来探讨改革的困境所在,进而寻找改革的出路。研究表明,此次改革的发生依旧是一种“上下合谋”的结果,其不同于以往的制播分离改革之处是在于改革的获益主体由体制外开始转向体制内,实现事业与企业的双轨制运营则是这一改革的要义。然而由于“上海模式”所实现的分离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分离”,自制自播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资本所能带来的效率增长又面临局限性。此外,改革在现实中的推进也遭遇重重阻碍,如人事难题、委托代理问题等。如上种种直接导致改革设计者所期望的改革目标实现受阻。因此,如何进行改革的思路创新就显得格外重要。基于目前“上海模式”已是体制内最大限度的改革,所以如何去发挥现有模式潜在的能量才是重中之重。本文一改以往研究探讨如何实现“分离”的对策导向,认为改革的关键不是“分离”而是“效率”,进而从“制”“播”两方面如何引进效率入手给出改革的创新思路。具体而言,对于节目制作,可以通过保护节目制作版权、打破固定栏目制的限制、人才激励和改变权益分割偏向等方式来激活内容的创新活力；对于节目播出而言,可以通过多层次的内容价值开发、节目播出配额规制、节目招标以及常设节目交易市场等方式来实现多对多的节目供应与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