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我国首次将“走出去”战略提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高度,认为“走出去”战略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的重大战略举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更是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我国“走出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一系列政策和倡议的实施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快速增长,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中国OFDI的双边产业升级效应目前还缺乏深入研究。文章在产业升级的内涵重新界定的基础之上,首先在第三章使用2010-2015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OFDI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能够正向促进母国产业升级,并且这种升级效应通过促进研发投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来实现。分类样本的结果显示,对不同类型企业OFDI的产业升级效应均存在异质性影响,民营企业OFDI的升级效应要高于国有企业,但是潜在成本较低的国有企业的边际升级效应更大;高新企业的OFDI的升级效应要高于传统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的升级效应要高于其他要素密集型企业。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的投资能够促进母国产业升级,具有OFDI潜在成本优势的企业对沿线投资获得的母国边际升级效应更大,倡议的实施对中国产业升级具有正向的政策效应。进一步使用2002—2017年东道国宏观经济数据实证分析中国OFDI对东道国产业升级的影响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中国的OFDI能够促进东道国的产业升级,且这种升级效应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要素配置优化效应实现。分样本的结果显示,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能够促进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对低收入国家的OFDI能够显著促进东道国产业升级。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具体表现在倡议的提出能够显著促进沿线国家的产业合理化和高级化,显著促进相邻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促进非相邻国家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此外倡议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一带”国家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一路”国家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且倡议的提出主要是有利于低收入国家的产业升级以及促进中高收入国家的产业高级化。最后根据本文第三、四章研究得出的实证结论分析,可以认为中国OFDI具有双边产业升级效应,中国的国际产业转移能够实现我国和东道国产业共生。并且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母国和东道国产业升级均具有正向的政策效应,能够有利于我国和沿线国家实现产业的互惠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