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静态配置与动态运行始终是刑事诉讼立法关注的核心内容,刑事诉讼法因此而成为一个权力分派体系。作为警察权力在刑事诉讼中具体表现形式的警察刑事职权,与公诉权和审判权关系密切,其配置直接决定着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的整体配置,进而决定着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实现。警察刑事职权的配置关系到公权力的制约、私权利的保障、公权力与私权利平衡等诸多因素,而且可能会由于国家公权力体系内部乃至警察权力体系内部中其他权力的扩张抑或缩减而相应地调整改变,因而不是纯粹的技术上的分工,这一过程应当体现出国家理性。因此,警察刑事职权的配置除要符合作为一种公权力的本体性要求之外,还与一国特定时期设定的警察刑事职权目标密切相关,是多重价值权衡的结果。中国警察刑事职权因配置不当而运行不畅,问题的解决应以“在公理性原则的引导下,进行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为核心而展开。观念上完美的制度有可能水土不服,有限理性与过渡性制度构建是进行中国警察刑事职权配置时应当坚持的立场,法定性、比例性和现实性是应当坚持的原则。警察刑事职权与审判权、检察权的关系决定其在刑事诉讼中的结构性位置。在面临一系列制度困境时,完全移植西方的司法审查未必是明智之举,制度的推进关键在于突破口的选择。警检关系应当定位在现有宪政框架下的技术性调整,二者之间分合有度是适宜的方案。观念、原则指导下的是更为具体的制度设计,程序启转权、刑事侦查权和强制措施适用权的具体配置是满足规则之治要求下的更为精细的技术问题。扩张与限缩都是需要的,只是遵循的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在同步交错中完成警察刑事职权的差别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