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的形成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这一重要关系(或简称“污染-收入关系”)的重视。从严格意义上讲，EKC只是对过去经济增长与部分污染物排放之间关系的经验提炼。然而，对EKC曲线的正确解读，不仅有助于厘清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正确地制定协调经济与环境的战略及政策。　　 目前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剖析了EKC倒“U”型曲线右支(即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污染排放下降)的成因，其中国家间经贸往来也被认为是影响经贸双方国内污染排放的重要因素，从贸易视角重新解析不同国家的污染.收入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根据“本国消费应当本国生产”的基本原则界定了贸易中的污染转移，认为一国应排放污染物量中应考虑通过贸易实现转移的那部分影响。为科学计量贸易中发生的污染转移，首先选取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四个案例国家，利用David Stern的全球SO2排放数据库、联合国统计司的经济数据等计算了案例国家29个贸易相关制造业的产污系数，并建立“贸易中内涵污染物转移”(BEET)环境账户。结果显示：1991-2000年间，美国、日本、韩国均通过货物贸易转出污染(以2000年为例，美、日、韩分别转出427.1、183.6、77.7万吨SO2，污染转出率达22.4％、69.1％、48.4％)，而中国则被转入了污染(2000年转入379.6万吨SO2，污染转入率达23.5％)。同时，针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与消费状况分析发现：美、日、韩在主要污染密集型产业贸易中多表现为净进口，其国内消费大于国内生产。　　 为识别贸易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各类国家的污染-收入关系的影响，选取世界范围内26个主要经济体，划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三类，分别从基于生产的污染物“实际排放量”和基于消费的“应该排放量”入手，对其污染-收入关系进行对比研究。面板数据分析表明：(1)虽然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化国家在研究期间内已实现了人均污染排放的下降，但基于消费的分析表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均应在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时间上相应地滞后)才能实现污染排放的下降；(2)新兴工业化国家可以在相对于发达国家稍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实现污染排放的下降，这主要得益于技术可得性、环境规制等影响因素。　　 此外，为进一步研究全球系统内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关系，利用向量自回归(VAR)分析发现：全球尺度上两者间存在双向反馈关系；且经济增长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呈倒“U”型，这可能与环境规制、治理投资及技术进步的滞后效应有关。　　 为深入分析影响污染物排放各因素的作用机理和力度，本文认为贸易效应、治理效应及技术效应是污染物排放量变化的三个主要途径。通过建立基于经济-环境双向反馈机制的“多元联立方程”模型，运用EViews计量分析软件对美国、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两国的治理效应和技术效应基本上对污染排放起到负向抑制作用，而贸易效应则因各国的实际贸易状况而异。此外，基于虚拟污染物生成量的计算，对中国国内污染排放变化的绝对量分析表明：末端治理和技术进步的减排贡献一定程度地被贸易中污染转移所抵消。　　 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就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给出了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