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本应是一个多元、互动且调和的行动过程,但在当前社会治理中却呈现出泛刑法化的不正常倾向。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反映出刑法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回应、法益保护前置化、犯罪圈在不断地扩张的趋势。刑法的谦抑理念所应具有的保护被害人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等多元性价值追求渐行渐远。常态性的治理机制和手段,如乡规民约、分类矫正、治安管理处罚等亍段却被闲罝。刑罚是一种以恶制恶、凸显威慑的治理手段,本应该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堤坝,其严酷性决定了其使用必须要契合民意认同。把刑罚作为社会治理的常态性手段具有诸多的局限性,使用其作为治理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公民人身权利和有限司法资源为代价的。这种倾向产生.的内在动因在于常态化的社会治理机制缺位、刑法万能理念的根深蒂固以及对刑事政策、民意的过度回应等。这种泛刑法化的做法使得一审案件有增无减,罪犯数量有加无已,与预期要达到的社会治理效果目标相去甚远。当下,社会治理泛刑法化的问题存在于立法、司法实践等多个环节,在立法环节中的主要表现就是滥设罪名、对法益保护前置化、条款过度泛罪化等,在近几次刑法修正案中的表现尤为突出。立法中的这种做法必然会影响司法实践,近些年发生的天津气枪案、玉米收购案件等无不体现刑事司法的扩张。任何现象的背后都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之所以会如此依赖刑法去解决社会治理问题,与我国的重刑的历史文化传统、严苛的刑事政策以及社会治理解决机制缺位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这种刑法泛化的倾向必须加以重视,毕竟这种饮鸩止渴的治理方式会带来诸如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被弱化、刑法权威性降低、刑法成本虚耗等疴疾。对于刑法措施,需要将其放在国家治理体系中进行理性地配置,通过社会治理模式多元化、刑法基本理念的回归、完善刑法出罪制度等常态性手段消解过度扩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