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上,关于侦查实验的规定一直是借鉴前苏联的做法,只是仅仅作为一种侦查措施规定在勘验、检查一节中,通常只是用来验证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已经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大多时候只是作为侦查手段来寻找破案的线索,并没有赋予其证据的身份。直到2013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第一次将侦查实验笔录作为证据的一种写进了《刑事诉讼法》的第四十八条中,侦查实验笔录的证据身份才得以合法化。学术界目前也并没有就侦查实验及侦查实验笔录这个问题上升为理论层次,主要表现为在众多的著作中都是轻描淡写,并没有进行深层次的研究,鲜见此方面的专著,所以可以说侦查实验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理论基础。实务界更是如此,笔者深入到基层公安机关和法院系统进行调研,发现公安机关虽然知道现在侦查实验笔录可以作为证据适用,但是由于侦查实验涉及物理、化学、生物等等方面的知识太过广泛,基层人才又匮乏,所以在运用侦查实验的时候会觉得缺少理论依据,无从下手,以至于实验过程五花八门。具体来说,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是从侦查实验的基本问题入手,厘清侦查实验基本内容；其次对侦查实验的程序进行研究,深入了解侦查实验的实施过程；再次对侦查实验笔录的审查与运用进行分析；最后就侦查实验笔录证据化过程中存在的立法过于笼统、实验主体过于单一、笔录证据实用过量、证据分类过于封闭这四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些可行的对策,以解决侦查实验笔录证据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