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权不论是在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中都是重要的国家权力,对外而言,立法权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是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的;而对内部来说,立法权也能被视为一种治理的权力,根据享有和行使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我国疆域辽阔,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每一个地方都有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环境和人口情况等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差异性也导致地方利益、地方问题和地方治理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地方主体对地方性事务立法时具有信息优势。一方面,地方立法权能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细致和直接的法律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立法更有助于缩小民众与立法之间的距离,因此也符合民主立法的基本要义。在实践中,由于政治体制由“集权”走向“分权”,同时市场经济的繁荣带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管理逐渐转向社会治理,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动力愈加强烈。我国地方立法权自确立以来,基本呈现扩容的趋势,从地方立法的数量到地方立法主体范围,再到立法事项范围,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然而,实践中因为地方立法程序不完善、立法质量不高、备案审查制度不到位、民众参与度不够等问题导致地方立法权的功效大大缩减,而随着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设立,如果不对上述问题采取措施,地方立法权的问题将更加泛滥,有损地方立法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地方立法权新一轮的扩容本质上是中央和地方立法权力纵向配置的又一次变革,《立法法》的规定使得新的权力配置通过法律固定下来,为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提供了契机。对地方立法权行使问题的研究,既需要基于《宪法》、《立法法》、《监督法》等文本,同时也需要关注地方立法的实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分析搜集的一些地方立法文本的过程中,认为目前比较集中和突出的问题是立法趋同现象、地方立法权滥用,备案审查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及运行中的问题也影响着地方立法权行使的功效,此外,公众参与度不足则影响地方立法权对提升地方社会自治能力的功能。为了更好地应对地方立法权扩容带来的挑战,地方立法权主体需要基于“保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构建相应的承接机制。具体而言,地方立法权行使的承接机制至少应当解决地方立法的必要性问题、地方立法权行使的正当性问题、地方立法的民主性问题。结合地方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承接机制应当包括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促进地方立法特色、促进地方人大职能回归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地方立法权扩容是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迁影响的结果,也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变革和转型的重要表征。在地方立法权行使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动态博弈过程。随着我国由“管理型社会”向“自治型社会”转变,中央权力体系对整个社会的动员力和控制力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中央和地方将转向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央“集权”立法与地方“分权”立法相得益彰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