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贸易与投资壁垒的降低促使传统的产品价值链被切割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由此产生了新的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以下简称GVC)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企业始终面临较为严重的“低端锁定”,即我国企业长期限于低价值增值环节,甚至表现出对于低价值增值环节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的态势。因此,探求我国企业实现GVC分工地位提升的机制,是关系到我国在未来是否能够拥有GVC话语权,进而实现由“规则参与者”向“规则制定者”转变的重大问题。本文从金融市场角度入手,探求企业通过融资约束降低实现GVC分工地位提升的机制,并由此强调了生产率对于上述机制的重大意义。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背景及意义,并对于现有的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本文第二章在连续性产品价值链的基础上,对于融资约束降低提升我国企业GVC分工地位的机制进行了理论刻画,并强调了生产率对于这一机制的作用。本文第三章基于上游化指数测算了我国企业的分工地位,从而为分析我国企业GVC“低端锁定”打下基础。第四章则对于上述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在第五章从地区差异视角,对此进行了地区差异比较。最后,本文在此以上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本文发现,融资约束降低有助于我国企业脱离GVC“低端锁定”,并实现分工地位提升。当被“低端锁定”企业融资约束降低时,链主企业为保障投资效率,将减少一体化的程度,从而为被“锁定”企业实现升级提供机遇。此外,由于融资约束往往面临参与约束的限制,因此为了尽可能高的保障上述机制的执行效率,有必要在融资约束降低的同时,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如果忽视生产率的提升,融资约束降低对于企业GVC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将大大折扣。对于上述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分别使用现金流量、现金比率、存货销售比等一系列指标作为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的解释变量,分别从内源融资约束、外源融资约束、商业信贷融资约束三个方向对上述结论进行了检验,且都得到了基本一致的估计结果。最后,考虑到金融环境和企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地域差异,本文进一步实证检验了上述机制对于不同地区企业升级的影响。可以发现,我国中部地区面临较为严重的“低端锁定”,并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因此融资约束降低对于中部企业实现GVC升级的结果较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而言较低。而生产率对于上述机制执行的积极意义在各地区也有基本显著的效果,因此应该进一步的强调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融资约束降低的积极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