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国家安全观及其安全政策是在极其特殊的战败情境下开始重新塑造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的崩溃、主权的丧失、国民强烈的反战情绪以及美苏争霸的冷战二元体制，使得日本在国家安全政策上不可能进行更多地自主选择。以日美安保条约与和平宪法为基础，“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主义”成为战后日本国家安全观的主体思想。“吉田主义”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为日本成为“大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使“日美同盟”成为日本国家安全观的最核心的内容。　　 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日本安全观的内容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调整。日本的学界、政界对日本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进行国家安全保障进行了卓有成果的探讨。“普通国家”、“民生大国”以及“大国主义”、“小国主义”、“中等国家”等概念反映了日本国内的各种国家安全观。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主义”，到强调国际协调的“民生大国”，再到重视发展军事实力谋求自主防卫的“普通国家”，日本的国家安全观虽然在各个时期显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始终围绕日美同盟推进“大国”目标。在这背后，国家利益、对外部安全形势(威胁)的判断以及国内政治环境和国民意识的变化则是影响和推动国家安全观演变的基本要素。　　 当前形势下，加强日美同盟、应对周边大国的崛起、成为能够自主防卫的“普通国家”已经成为日本朝野的共识。基于“对日本来说最大的外部威胁就是中国的崛起”的判断，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联美抑中”的政策将长期坚持下去，但日本的“大国主义”意识和对美国的防范心理，又使得它不会甘于完全听命美国；中日间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日益密切的联系使日本在遏制中国的同时又不得不注重对华协调；加强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各国的合作成为其抗衡美、中的现实选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