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子商务进入农村以来,在市场与政府的双重驱动下已经发展成为农村减贫的重要方式。电子商务借助网络进入农村,带动了农村信息设施建设,有助于农村贫困主体增收脱贫,还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教育、健康等主体福利,逐步实现农村的信息减贫、收入减贫、人类主体减贫;反过来,农村减贫也为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机会,释放了更多的消费需求,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带来了许多政策红利,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基础、发展规模以及发展潜力进一步巩固提高。在这样一套电子商务与农村减贫相互联系、影响、促进的耦合协调机理下,用改进极值熵值法对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赋权,再用综合评价法来评价电子商务与农村减贫的综合水平,然后应用耦合协调模型,构建“电商——农村减贫耦合系统”,实证分析我国25个省份2013-2018年电子商务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并分析时空特征,最后采用静态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2013-2018年,耦合协调子系统中,我国电商发展综合水平经历2014-2015年高增长后放缓,农村减贫综合水平不断提高,两指数均省际不均且差异扩大,东部地区省份持续领先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省份。在这一耦合系统中,几乎所有省份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为“电子商务发展滞后”型,电商发展综合水平小于农村减贫综合水平,电子商务发展有利于实现农村减贫,但作用发挥有限。进一步地,耦合协调总系统中,耦合度方面,绝大多数省份已处于磨合阶段或高水平耦合阶段,且水平不断提高,部分省份2018年有所回落,省际差异较大;协调度方面,以0.4为界,各省份逐渐从失调衰退阶段过渡到协调发展阶段,但省际分布不均。从时间上来看,绝大多数省份的耦合度不断增大,2015年后增速放缓,东、中部地区省份进入高水平耦合阶段,西部以及东北地区省份仍处于磨合阶段;所有省份的协调度稳中有升,2017-2018年放缓,逐渐从失调衰退阶段过渡到协调发展阶段。从空间上来看,不同省份的电子商务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具体地,高水平区域集中在东部地区,较低水平分布在中部地区以及成渝地区,低水平集中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影响因素当中,地方财政支出、邮政线路覆盖密度、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业结构系数是促进因子,正向推动电子商务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发展,农村人均教育支出是限制因子,现阶段人均教育投入不足,不利于电子商务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发展。基于以上结论,给出对应的政策建议:财政保障方面,信息资源环境中,加快电力、网络宽带建设,重视并加快落后地区建设力度;社会发展环境中,加快制度建设、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以及有效整合公私资源;快递物流方面,提高农村物流覆盖密度、引导第三方、第四方物流建设以及鼓励快递助农;居民收入方面,创新电商模式实现增收的同时完善收入分配体系;产业发展方面,促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推动农特产品在线营销并引导一二三产业融合;教育培训方面,创新形式宣传电子商务、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并加强信用建设。由此,促进电子商务与农村减贫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