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可以视为一个系统，分析国家的政治模式，就是探究特定政治系统的内外环境、构成要素、行政效能以及发展方向。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无不受到本国政治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政治模式可以作为考察五胡时代种种变迁的杠杆，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认识十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西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少数民族大量内迁、自然环境不断恶化、民族压迫逐步升级三种因素叠加的情况，这种局面使得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胡人起义遍布各地。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结构失衡引发“八王之乱”，司马氏政权濒临崩溃。匈奴贵族刘渊凭借五部的强大，率先发难于并州，揭开了十六国的序幕。为了满足争霸战争的需要，汉赵政权经历了由攀附汉室到依傍冒顿的转变，政治重心也从谋求华夏认同向树立草原正统转移。继汉赵而起的后赵政权民族色彩十分浓厚，“崇胡重夷”成为基本国策，此举在凝聚部族势力方面作用明显，但也引发了冉闵时代的种族仇杀。以“种族文化论”的观点来看，五燕政权均出自慕容鲜卑一系。因在“八王之乱”中拥戴晋室和优抚汉人，慕容鲜卑兼并诸部，崛起于辽西。前燕建国后，慕容皝实现了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并将“封裕上书”作为施政纲领，这些举措为日后慕容儁称霸关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燕的政治模式给后燕、南燕、北燕提供了范示，慕容垂立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前燕时代的政治格局，而南燕、北燕则因国小力弱，强邻环视，只能以保境自守的策略来延续国运。十六国时代的顶峰出现在前秦时期。随着整顿内政与全面汉化的实施，怀柔政策与德治主义的推行，苻坚不但统一了中国北方，还创造了五胡时代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由于盲目自信，苻坚无视国家内部的种种隐患，急于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淝水之战后，北方地区潜藏的危机瞬间爆发，如洪水猛兽般将前秦帝国吞噬。后秦是羌酋姚苌在消灭苻氏关中势力的基础上建立的，其政治进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效仿前秦模式，国力日渐强盛；后期外部局势不断恶化，内部自我调节机制丧失，权力争夺加剧，国家迅速衰亡。西晋、两秦时期的人口流动，改变了河西地区民族分布的总体格局，塑造了五凉政权的发展轨迹。前凉、西凉是十六国时期仅有的两个汉人政权，两国都以世家大族为核心，实行拥晋策略和豪强政治。后凉是氐酋吕光依靠西征军团建立的，在君主至尊心态和权力专断思想的驱使下，吕氏推行严刑重宪的治国模式。南凉、北凉立国都以部族武装为核心，但由于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统治集团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存在差异，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模式。鲜卑秃发氏以河湟谷底为中心，实行胡汉分工；卢水胡沮渠氏利用民族仇恨立国，并制定了先东后西的扩张策略。虽然分裂和对峙是十六国时期的常态，但北方政权也呈现出许多共同倾向：从政治上看，胡汉分治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各政权大多有皇帝——各级官僚——州郡汉民（以“户”为单位）和单于——各级酋长——胡人部族（以“落”为单位）两套行政体系。前者是胡人对华夏制度的模仿，后者是部族传统的延续。政治实践中，神秘主义较为盛行，占星之术成为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和政治斗争的另类武器。从经济上看，尽管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但金属货币依旧在商品交换和跨境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原传统的农本思想被五胡政权普遍接受，各国不乏重农、利农之举。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促进了胡人社会的进步，也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从文化上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通过吸纳汉族知识分子、学习汉族文化、接受农耕文明的方式走上汉化之路。汉化过程是逐步否定民族狭隘性，从根本上消解部族内在凝聚力的过程。北方少数民族融通过这种否定和消解，融入到华夏系统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