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分别发生了从威权政体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型。作为“第三次民主浪潮”的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很鲜明的典型性。这一转型是建立在两个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体现，是经济发展带来的直接结果。并且认为，由于经济的发展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是他们民主意识的提高带来了政治的转型。本文在重温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基础上，既承认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又摒弃简单的机械决定论。经济发展带动政治转型不是凭空而来的，最终要通过人的因素来实现。本文认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民主运动创造了客观条件，同时提供了强大的劳工阶层，并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有民主观念的年轻知识分子；另外，随着贫富差距拉大，也给民主运动注入了刺激性活跃因素。对于中产阶级，本文认为，这是一个带有分散性、流动性、动摇性的群体，中产阶级的特点决定了它只能起到民主社会守成者的稳定性作用，而不能担当起民主转型的主力军的任务。本文还具体分析了韩国和台湾政治转型的不同的动力来源。在韩国以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反对党、劳工阶层共同担当运动的主要动力，而且以民主形式上的合法性为条件。在台湾，政治转型以外部合法性的丧失为诱因，加上岛内的民主运动，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政治主导人物蒋经国通过对形势的总体权衡，选择了宽容和开放，对台湾民主化转型起到了加速作用。可以说，是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台湾的政治转型。另外，本文认为，无论在韩国还是在台湾地区，大资本家阶层都不是民主运动的推动力，而是威权政府的依附阶层。本文在总结归纳韩国与台湾地区政治转型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地区政治转型的实际，试图勾画出一幅政治转型的动力模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