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非金融类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现象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从实体经济角度,国内的实体经济营商环境普遍面临的下行的压力,经济增速下降至“新常态”的运行区间;另一方面从金融行业角度,金融行业近年来逐渐展现出了蓬勃发展态势。在实体经济“冷”和金融行业“热”,两者收益率差逐渐加大的宏观背景下,我国实体企业通过配置金融资产或者持股金融机构等方式投资于金融市场的比例迅速上升,企业“脱实向虚”、经济“金融化”的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存在“金融化”现象的企业比例也在逐年攀升,企业“金融化”行为逐渐演变成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形态。企业金融化是指企业偏离主营业务,将更多资金用于金融资产投资,其中涉及到管理层对于企业短期收益与长期价值的取舍,关乎企业的投资决策、发展基调和方向。作为经济“脱实向虚”的微观表现,企业金融化会导致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进而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诱导金融危机的发生。因此,有效抑制企业过度投资金融资产、偏离主营业务和实体经济,是保障我国未来实体经济平稳运行、健康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和金融保持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政府一再强调“金融要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资本市场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是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尤其是企业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沪深两市交易所于2010年3月31日正式推出融资融券机制试点,此举宣告了中国证券市场单边交易时代的结束,迎来了信用交易的发展模式。2019年8月9日,沪深两市交易所两融标的证券新增至1600只,这是自实施融资融券机制以来,第六次对标的证券范围做出大的扩容调整。此次扩容之后,融资融券标的市值占总市值比重达到80%以上,中小板、创业板股票市值占比大幅提升。至今,融资融券机制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实施已经是第十年了,随着融资融券标的股票范围不断扩大,融资融券机制的影响也日益显现。作为资本市场新兴的一项重要交易机制,融资融券交易对于实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也必将产生影响。忽略融资融券这一资本市场交易机制的作用不利于我们全面梳理清楚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动机和影响因素,也不利于引导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因此本文将对融资融券这一交易机制对于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由于企业是否面临融资约束以及面临融资约束程度的大小,会影响其投资决策行为,而目前中国企业在融资时普遍面临较高的外部市场摩擦,存在一定程度的融资约束问题,因此本文在探究融资融券对于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时,选择了融资约束这一视角进行分析。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2009年至2019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作为样本观测值,将分批扩容的融资融券机制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融资融券机制对于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为了探究融资机制和融券机制分别对于企业金融化行为产生的影响,本文将融资机制和融券机制加以区分,分别进行了回归检验。研究发现,新兴的融券卖空机制对于企业金融化行为存在着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融资交易对于企业金融化行为存在着明显的促进作用。由于我国两融交易规模存在着高度失衡的特征,更为活跃的融资机制加强了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短期投机套利动机,促使企业被纳入两融标的之后,企业金融化水平有所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通过对融资约束在融资融券机制和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关系中起到的作用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融资约束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即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在企业股票被纳入融资融券标的后,融资融券交易机制对于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这表明在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市场套利动机和流动性储蓄动机中,市场套利动机占主导地位,流动性储蓄动机更多表现在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的行为中。在此基础上,通过分组检验的方式发现,融资融券机制对于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促进作用在货币政策较为宽松,处于牛市行情以及行业竞争压力较弱的情况下更为显著,对于经营业绩较好、内部控制有效、两权分离度低、高管持有股份占比较高且并未参与股权质押的企业来讲,这种促进作用也会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