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化”的研究途径采纳了一种建构主义的观念看待“安全”问题。它指出,“安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安全化”就是指认威胁并说服听众接受的过程。本文认为,安全化的不同层次将影响国家在多边合作与双边合作之间进行选择。根据安全指涉对象的不同,本文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安全化过程——塑造国家安全问题与塑造国际安全问题,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并以此分析美国自1999年到2008年在全球艾滋病问题上对国际合作形式的选择问题。　　 自1999年开始,美国逐渐将艾滋病问题由一般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升格为安全问题加以看待。到2001年以前,美国对它的定位都主要是一个国际安全问题,即认为艾滋病在发展中国家的流行可能破坏主权国家的能力与稳定,从而导致地区、乃至全球国际体系的动荡。以此为依据,美国在国际合作形式上选择了多边主义的形式,意图唤起各国对共同命运的关注,并采取集体行动应对威胁。总体而言,美国的多边合作政策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与接受。艾滋病问题在国际政治议程上的地位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始关注维和士兵中的艾滋病问题,全球基金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美国的艾滋病药物贸易政策也得到积极评价。　　 但是,“9·11”以后,美国安全重心发生转移,将“反恐”视作头等大事,并重新定位了艾滋病问题。在此背景下,应对艾滋病流行对美国而言不仅有助于消灭滋生恐怖主义的基本条件,而且有助于改善国际形象。因而,它被定位为一个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由于安全化的逻辑发生了改变,美国调整了对外合作政策,以双边合作的形式,在美国挑选的地方、按照美国偏好的方式,应对艾滋病流行,并降低了对多边合作的承诺。　　 在双边框架下,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应对艾滋病流行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赢得了许多国家及其人民的好感。但是,在此过程中,其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国内外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尽管做出了一些调整,但仅仅是形式上的微调,政策本质没有改变。可以说,美国通过双边合作的形式,只是部分地实现了国家安全的目标。从长远来看,要真正解决艾滋病流行问题,还必须对现有政策作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