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之关系是明清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该领域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目前学界基本上形成了两种研究模式。第一种认为国家与社会为对峙状态,提出清代国家政治体制的弊端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贫弱。国家通过科举在意识形态上控制社会,并借助操控带有宗教意义的仪式和典礼来表现自己的合法性。他们认为国家与地方社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基本处于对峙状态。第二种则充分强调社会的能动性,史学界试图将关注目光继续向下,将下层普通人纳入历史编纂的视野。学界普遍认识到,明清鼎革后随着满汉关系的介入、"正统"的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何理解这些变化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笔者以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信仰文化是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能反映出国家与地方社会在意识形态、文化心理以及行政策略等方面的"冲击一反应"关系。目前学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认为清代国家权力有时会借助民间信仰向乡村社会渗透。第二种观点认为民间信仰能够反映出民间社会的能动作用。但这些理论仍不足以反映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明清时期国家的控制力量非常强大,但是这种强有力的控制也并非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都能够很好的施展。我们在强调明清时期国家力量强硬的同时,应该关照到某些领域的特殊性,也应该看到民间社会的抗争力量。特别是在信仰文化领域,民间社会的抗争力量以及普通民众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笔者拟以苏州地区的信仰文化为切入点,重新探讨明清时期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民间社会的自我维护以及民间话语权等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清代苏州地区信仰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出现的新变化。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民间信仰活动非常兴盛,与当地社会的发展联系紧密。另外,苏州民间信仰在清代出现一些新变化。透过这些变化,可见在清代国家努力在江南实施强有力的国家控制,将此地兴盛的私祀纳入国家祀典。但同时也能看到国家控制力并不能完全施展,一些正祀神灵的变迁依然延续了明代,逐渐超出了国家的容忍范围。第二部分介绍清代苏州地区正祀"民间化"与私祀"正统化"的两种过程。正祀被官方纳入祀典,而私祀在祀典之外,却又得到了官方的默认。但是两者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被纳入祀典的神灵并非总是按照官方划定的轨迹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祀典神灵会出现"民间化"的趋向,以至于官方开始怀疑它本身的正统性。而私祀中也存在不少神灵最终被纳入祀典,得到官方的认可。如此种种现象,充分显示出民间信仰的复杂性。在处理民间信仰的问题上,清代国家与民间社会既有冲突,又有妥协,国家力量也并非总是处于压倒式的优势地位。第三部分介绍国家与民间社会在淫祀问题上的冲突以及两者的力量对比。明清两代都曾展开多次淫祀禁毁活动,尤其在清代国家更是加大禁毁力度。然而禁毁效果却很难乐观,地方上往往是"人去政亡",很难达到其预期效果。以苏州上方山五通信仰为例,清代政府曾多次禁毁,但五通神却始终受到周围民众的供奉。在民间信仰发展过程中,普通民众扮演着重要角色,民间社会自有一套解释话语。在与此话语的对抗中,国家话语往往不攻自破。可见在民间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国家的控制力量不能过于高估,民间力量不能简单忽视。在史料方面,除了方志、文集、碑刻等基本史料外,本文还利用了笔记、报纸、宝卷以及南京图书馆收藏的几种刻本与抄本资料,主要有《清嘉录》《庚已编》《墨余录》《申报》《真光杂志》《新东方杂志》《猛将宝卷》《太姥宝卷》《周神宝卷》《五圣保安宝卷》等。其中《猛将宝卷》《五圣保安宝卷》《周神宝卷》等宝卷资料较少运用于研究江南地区信仰文化问题,这是本文在史料方面的亮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