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其作品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莫言的获奖与其英文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密不可分。已有部分学者从翻译策略、翻译风格、以及文化传播上对莫言的译本展开了研究,但对葛浩文在翻译中体现的权力操控过程关注不够。根据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翻译中的权力操控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和诗学上,具体表现为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目标语读者兴趣的迎合以及翻译策略的实施三个维度。译者的翻译过程其实就是一种权力操控过程。本文将以葛浩文翻译的莫言早期作品《天堂蒜薹之歌》、《红高粱家族》和《酒国》为例,从译者权力操控的这三个维度来考察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的权力操控方式。本文主体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翻译过程中权力的操控进行理论性阐述。第二章从翻译文本选择上分析权力的操控,认为一方面葛浩文对莫言早期作品的选择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再现,符合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文本选择上,他充分考虑了原作诗学特色与西方诗学品味的共通性。第三章从译者迎合读者阅读兴趣上分析权力的操控,指出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认识到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也考虑到莫言作品中的“暴力美学”和中国特色,将使西方读者对东方异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第四章主要是从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层面结合案例,分析权力操控在译文中的再现,指出葛浩文在处理政治文化信息、宗教文化信息、民俗文化信息时运用了替换,删除等翻译方法;在翻译原作中的修辞手法和叙述上,葛浩文采用了自由翻译、改变叙述人称和叙述顺序等方式,使译文满足了目标语文化和读者兴趣,加固了中国的他者形象再现。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通过权力操控使莫言作品在国际上取得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化中的传播。但值得注意的是,其翻译顺应了西方的权力话语体系,这一点引人深思。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如何在文化平等交流和互相尊重过程中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减少“西方中心主义”对翻译的干扰,是中国翻译界必须认真考虑和严肃对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