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年代台湾文坛活跃的作家,潘垒因其独特的经历、丰富的创作及跨界导演的身份而显得与众不同。越南华侨的身份使得他对中越两国都有着热爱之情,宝贵的战争经验成为他前期创作的主要源泉。因其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五○年代,而台湾五○年代恰恰又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于是本文选取潘垒五○年代的小说创作,将其放置于五○年代文艺体制之下进行观照,考察作家创作与五○年代文艺体制之间既迎合又反叛的矛盾关系。根据小说风格的转变,本文将潘垒五○年代的小说创作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1952年-1955年,此时台湾文坛处于国民党当局的严格管控之中。透过对《红河三部曲》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部获得“文奖会”奖励的作品,有着与一般的“反共小说”不同的叙事模式,其中所反映出的双重身份认同正是作者对自身认同的追寻与映射。同时,这部小说也显露出了作者的个体经验与文艺体制之间无法完全磨合的缝隙。由于前期的创作带有作者强烈的个人背景,战争书写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因而,通过对不同的身份视角下战争记忆建构的分析,看到其中受到文艺体制影响的部分及主流战争话语下作者对于战争的思考。1955年后,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及作家经历的丰富,潘垒小说创作的视点也随之发生了转移。《安平港》是潘垒将创作视点转移到台南地域文化的标志,小说透过外省青年在安平的融入之难,反映了当今台湾社会仍存在的省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