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其适用的程序是非常严格的。西方多数国家的逮捕权掌握在法官的手里面,中国的逮捕权则主要是由检察机关批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改,我国检察机关的逮捕权也在不断朝着诉讼化的方向前进,1979年及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未从具体程序上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主要是由负责的检察办案人员通过对于侦查机关移送的书面卷宗及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期间并不需要开展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我们把这一种批捕方式称之为行政审批式批准逮捕程序。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基于提高逮捕质量的需求,对审查批准逮捕程序开展了进一步的改革。2012年修法,新增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批捕案件时“可以”和“应当”询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并且,对于辩护律师的意见,检察机关可以听取,若其就案件提出了要求的,检察院应当听取,必要时,还可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较之前的,新增了听取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以及对相关证人的询问制度,使检察人员在办理案件时,拓展了信息来源渠道,不再仅仅依靠公安机关移送的卷宗材料及证据。1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探索建立诉讼式审查机制的改革举措,文件发布后,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试点开始在部分检察机关建立。2020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以下简称《听证规定》）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可以召开听证会,开始标志着审查逮捕听证这一模式的构建,从而在全国层面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规定了审查逮捕听证这一模式。本文根据最高检发布的最新规定,集合在B市各地检察院调研的实际情况,分析B市自审查逮捕听证这一制度确立以来的实施情况,从该市各地共收集85份样本数据,根据实地走访情况集合案件的分析。文章第一部分交代了本次调研的背景、意义以及调研经过和方法;第二部分探讨了该制度在B市的具体运行情况;第三部分通过对调研具体情况的整理分析,总结了出审查逮捕听证制度在B市过程中,存在着参与主体合理性、案件的适用范围、听证专家库的建设具有局限性、具体操作流程不规范等等问题,并对以上问题开展了相应论述。第四部分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深入剖析,笔者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关于主体设计、规范案件适用范围、完善操作流程、细化听证审查内容、增加评估机制和救济措施六个方面的建议,以期能够服务于审查逮捕听证制度在B市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