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夹带诗词韵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是在白话小说中，融入诗词韵文实际上已经成为千余年来小说固定体式的标识，成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民族文化特征之一。业师李时人先生多次说过，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与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白话小说的渊源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本论文立足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形成发展的历史，将其作为一种文化——文学现象加以研究。本论文分上、下两编，共八章。上编四章，主要从宏观角度研究古代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渊源、形态、作用以及其发展状况；下编四章，主要就白话小说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代表性作品进行比较细致深入的分析研究。 第一章主要研究古代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渊源。认为史传文学引诗和融入诗歌直接开启了古代小说夹杂诗词韵文的风气。《左传》引诗将《诗经》作为“经”来引，这可以说是“有诗为证”的源头；而《史记》中，如《项羽本纪》、《高祖本记》等，诗歌是故事情节的组成部分，是人物感愤或发抒情志的需要，可以增强史实的真实性和使得人物形象典型化，这可以说是小说情节诗词的源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唐代诗歌的繁荣发达，更形成了“诗国高潮”。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诗歌始终处于文学的正统地位。加上作为诗歌支流的赋、词、曲，便形成了一个相当厚实的诗歌传统，它在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传统中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它培育了中国文化的一种诗性文化精神。诗词曲歌赋创作和欣赏是中国古代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白话小说对于古人精神文化生活的艺术反映，白话小说学习和借鉴诗赋的艺术表现手法增强其艺术表现力，讲唱艺人和文人借重诗赋等来提高白话小说的地位，古代文人将诗词曲赋的创作视为情致雅趣等，都成为白话小说与诗歌传统结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是借助于讲唱伎艺产生发展起来的，所以白话小说从一开始便以一种独特的体式——韵散相间体式出现。这也是后来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现象产生的直接根源。这种体式遗传下来并逐渐约定俗成，从而成为白话小说的一种形式特征。诗歌为古代文人雅士所尚所好，文言小说，特别是唐人小说的作者多是上层文人，其融入诗词韵文的艺术成就也较高。白话小说在发展过程中，受文言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影响，多借鉴其融入诗词韵语的艺术表现方法。 第二章主要讨论白话小说中融入的诗词韵文形态。其中既有敦煌藏卷中白话小说用作讲唱的韵语，又有诗、词、曲、歌、赋、骈文以及对句等各种形态，其中也有不少是讲唱艺人或小说作者用来增加白话小说趣味的异体诗词。 第三章主要讨论白话小说中诗词韵文的作用。认为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语固然有连篇累牍，拖拖沓沓，破坏了小说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让读者常感发腻的情况，但不能因此抹杀了白话小说中的一些诗词韵文在增强小说艺术表现力时所发挥的功能和所起的作用。有一些用于人物形象、场景、场面等的描写以及用于说理议论的诗词韵文对于增强白话小说的描叙功能和评价功能发挥了它们的应有作用。还有一些围绕人物和情节的发展而设的诗词韵文，成了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人物形象塑造和构设故事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章主要研究白话小说中诗词韵文的发展变化。认为随着从艺人讲书唱书到“说话”再到文人创作白话小说的逐步发展，白话小说运用诗词韵文，也逐渐从主要用韵语叙述故事和人物语言描写，发展而为让诗词韵文担当其更适宜的功能——用于人物肖像、情景、场景描写。虽然后世白话小说也有承袭讲唱运用韵语方式的，或出于某种需要承袭史传“以诗证实”引诗方式的，但更多的是向着为情节设诗、为人物设诗、为情设诗发展。 第五章主要对唐五代白话小说中韵文进行研究。认为这个阶段白话小说产生和发展由于依赖讲唱这种传达表演手段，唱或吟等是唐五代白话小说运用韵语的根本原因；并将说（讲）书唱书的音乐性特征与白话小说的存在、发展相关联，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白话小说形成的真实情形。唐代歌诗和诗歌使得晚唐五代讲书唱书中运用韵语吟唱更加成熟，吟唱韵语运用七言形式不仅可以容纳更丰富的内容，而且也增强了韵语的艺术表现力。唐代诗、赋、骈文的繁荣及其在艺术表现手段和技巧上的成熟，也增强了这个时期白话小说韵语的描叙功能。 第六章主要对宋元白话小说中的诗词韵文进行研究。认为“说话”在“篇首”、“入话”、“头回”中运用诗词显然是受到了押座文中用韵语的影响，并结合“说话”为吸引和等待听众的实际情形发展而来。篇首诗词，成为古代白话小说常见的一个形式特征。宋元白话小说比之于唐五代白话小说在小说的叙事特征上有着显著的进步。散体的叙事、描写功能明显增强，而诗词韵文主要承担人物形象、场景、场面的描写以及议论说理的功能。这种描写、议论方式对于后世白话小说运用诗词韵文描写、议论有着开创之功，同时，多数诗词韵文的运用在增强白话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上又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第七章主要选择明代白话小说中代表性的作品，对其运用诗词韵文进行研究。认为，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演义小说所引用的诗（词）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使小说故事“信实”，所以常常采用引诗为证的方式，致使“有诗为证”最终成为历史演义小说运用诗词的主要形式。它是在文化——文学的特殊环境里，形成的一种并不是出于为白话小说小说美学品格和美学要求考虑的形式特征。这种特征实际上是一种在小说发展过程中被挤压成的畸形形态。即使像那些白话小说中融入故事情节的诗（词），也是从史传引诗写实的方式发展而来，可以说是“记实”。《水浒传》运用诗词韵语，基本上是服务于人物形象刻画和服务于情节的对于场景的描写。小说以“特写镜头式”的艺术手法，使这些诗词韵文尽可能地对刻画人物形象，描摹场景，烘托渲染氛围及把握节奏等，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西游记》在运用诗词韵语方面，既有承接前此白话小说运用诗词韵文的各种形式，又对白话小说运用诗词韵文进行了适合于小说内容需要的改造。作者结合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实际，运用旧有的方式，加入自己的创作内容或对前人这方面内容的改造，与其谐谑品格相统一，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运用诗词韵语的一次总结和提高。《金瓶梅词话》在运用诗词韵语方面固然有堆砌之嫌，但它是在当时社会流行的各种文艺活动的背景下，将前代或当时的一些流行的韵文文学作品兼收并蓄于其中，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上文化娱乐活动的状况。并且在运用诗词韵语反映当时社会风尚的同时，其中的诗词曲与人物相映成趣，增强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以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濛初的“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适逢从王阳明开始，以救世为己任，致力于挽救日益堕落的世道人心的通俗道德教育运动，“三言二拍”中融入的诗词更多地发挥着“明道救世”的作用。 第八章主要选择清代白话小说中代表性的作品，对其运用诗词韵文进行研究。认为，“才子佳人小说”中的诗词韵文更多是为故事情节服务，以诗显才和以诗传情来构设故事成为其运用诗词韵文的突出表现。“才子佳人小说”运用诗词是白话小说运用诗词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于《红楼梦》为人设诗与为情设诗，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借鉴。李渔小说多从篇首诗中阐发其对于社会、人生的认识体味。《红楼梦》在运用诗词韵语方面，不仅在量上是“所有小说之冠”，而且从质上更是综合运用了古代诗歌传统中所有思想材料和艺术方法。既能够结合小说的艺术要求，以人物为中心运用诗词韵语，在运用诗词韵语时，又能结合诗歌传统言志缘情的艺术特点——缘于人情，移人情性，使小说在其美学品格上呈现出一种古典的、抒情的诗意美。《儒林外史》打破了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结构模式。促成《儒林外史》这种文体上的变革，有着丰富复杂的原因：既有其“简捷地奔向戏剧”的小说艺术方法方面的原因，又有小说用“写实而真实”的创作手法创造“形象体系”方面的原因，更有小说作者以理性思考的方式来创造小说的“意象体系”方面的原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