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3-1683年是文学从大陆源源不绝地传播至台湾的重要时期。在以往的台湾文学史研究中,大多将明郑时期作为台湾文学的开端,甚至有研究认为,沈光文入台之后,台湾始有文学。在台湾文学开端的讨论中,学界更关注明阵营文人的研究,对施琅等清阵营文人的创作鲜有提及。事实上,明清之际的文学向台湾的传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有精英文学的传播,也有民间文学的发生。运用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从传播的时代环境和路径、传播的主体和受众、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方式及媒介和传播的效果及影响等几个方面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学传播的特点,能够从更宏观、更全面的角度看待台湾文学的发生,补充中国文学史中海洋书写的不足。文学传播的特点与环境息息相关,既受到时代环境（软环境）的限制,又受到地域环境（硬环境）的影响。祖国大陆对台湾清晰的书写始于1603年陈第的《东番记》。在时代环境中,万历中后期至明末是大陆对台湾的初识期;南明时期是文学向台湾的迁播期,明郑至清初的是文学在台湾的扎根期,至1683年清政府收回台湾。这三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颇深,文学传播展现出不同风貌。在地域环境（硬环境）的影响中,明清之际文学向台湾的传播带有海洋、海岛的特征。以往中国文学史中的文学传播绝大多数通过陆路进行,明清之际,随着官方和民间对海洋的开拓,文学从祖国大陆传播至海洋,到达金门、澎湖、台南,并从台南向台湾其他区域辐射,体现了由陆地到海洋再到岛屿的特征。文人的海洋生活经历,对台湾海峡的典型环境描绘丰富了中国文学史中的海洋书写。传播主体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使其文学创作具备鲜明特点。明郑集团上层的传播主体,包括郑氏父子及其幕僚、监国鲁王朱以海、宁靖王朱术桂等人的文学创作与陈永华等明郑官员。他们的作品中或体现出领袖的气魄,维护明朝正统,祖国统一的决心,或真实记录了明郑历史,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意义。入台文人群体,如沈光文、王忠孝、卢若腾、徐孚远、施琅、张煌言等,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社会与个人的变迁,抒发了乱世中明遗民的心声。通过研究个体文人的赴台经历、作品内容及传播特点,可探究传播个体在传播活动中发挥的作用。此外,赴台的普通民众,是民间文学的传播主体。文学传播的主体和受众有同一性,赴台文人、台湾本土民众既是文学传播的主体又是受众。文人们用丰富的文体描绘台湾生活,抒发心声。台湾古典文学创作的母题如海洋与渡海、战争与动荡、风物与时节、遗民与思乡、女性书写等,明清之际已见端倪,并在台湾文学史中反复出现,影响深远。这些主题的写作描绘出明清之际台湾的自然与社会风貌,以及人的生活状态,体现了明清之际到达台湾的大陆文人眷恋故土、怀念故国的心态,以及对新家园新生活的赞美与歌咏。在文学传播至台湾的过程中,书面传播和口头传播是两种主要的方式,文人的唱酬和结社对文学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民间,族谱、民间信仰故事、口传故事与戏剧活动承载了文学与文化的重要信息,官方的奏疏亦是承载内容的特殊媒介。这些特殊的传播方式与媒介对台湾社会产生持续而深远影响。明清之际文学向台湾传播的短期效果体现在明遗民的凝聚力的增强,提高了明郑集团的治理能力,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长期效果是形成了长远的家族、血缘意识和与祖国大陆同根同源的认同意识。这一时期文学传播的影响体现出了文学性的高雅与乡土共生,传播动力与阻力并存,传播影响的传承性与创新性交织的特点。台湾古典文学的开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密不可分,文学传播活动亦水乳交融,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本研究所具有的史学意义在于讨论明清之际祖国大陆人口流向台湾的过程以及其中的文学活动与影响,探源文学书写的深层成因;文学史意义在于梳理台湾地区文学开端的过程,补充中国文学中海洋文学与海岛文学论述上的不足;现实意义在于揭示台湾地区与大陆在国家、民族、文化深层次上的同根同源,增进台湾同胞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