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翻译中性别意识和性别语言的研究在渐渐兴起。乔治·斯坦纳在《通天塔——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已经对此有所论述。不少学者已经指出翻译与女性的不解之缘。梅纳吉(Gilles Ménage)著名的“不忠的美人”指出了翻译美文和忠实原则之间的矛盾,美丽的不忠实,忠实的不美丽。译者就如女子守贞一样,必须忠实原文,不忠的妻子(译文)会遭受世人的指责。译者作为“仆人”侍奉作者、读者两位主人,其地位恰巧和女性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相对应。翻译与女性相互成为了知音。　　 翻译学发展到二十世纪末,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性别概念被引入翻译。苏妮·德·劳特宾尼尔·哈乌尔德(Suzanne de Lotbinière-Harwood)、谢丽·西蒙(SherrySimon)、路易斯·冯·费拉德的(Luise von Flotow)等加拿大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提出打破传统的翻译观,通过翻译活动有意识地将女性主义思想渗透于作品之中,用女性方式重写,凸显女性身份,让女性站出来说话。她们的理论中不乏激进和极端的思想,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的颠覆,却也不失为一种创新,为翻译研究开拓了新视野。　　 诚然,性别与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等其他因素一样,对翻译有着巨大的影响,作者的性别、人物的性别、译者的性别对作品的创作、对出发语的理解、对目的语的实现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目前国内针对翻译与性别关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有关文章多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评介,急需充实这一方面的研究。本文将吸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的积极成分,探讨翻译与性别之间复杂的联系,如女性翻译主体、男女语言差别、语言性别障碍、性别的可译性等。本文用三个章节,对翻译与性别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　　 第一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考察语言与性别的关系。法语中冠词、名词的阴阳性及形容词和过去分词配搭所形成的性别标识,导致法语区别于汉语这种无性别的语言,语言中的性别不对等必然会在翻译中造成困难。很多职业名词没有阴性形式,或阴性名词带有贬义和趋小化现象。汉语中的性别语言歧视虽然没有法语中明显,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存在的。随后,本文从发音、词汇、句法等方面考察了男性和女性的语言差异,并探讨了造成语言性别差异的若干原因。法语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和女性主义运动之后也产生了一些变化,有人提出了将法语职业名词女性化(féminisation)的主张。第二部分对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女性主义翻译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其积极性和局限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肯定了女性译者的主体作用,女性主义翻译也丰富了语言本身。然而由于过分强调女性主义翻译,并提出以女性方式进行改写的翻译方案,这无疑会损害翻译的忠实原则。女性主义翻译与其说是一种翻译方法,倒不如说是一种以女性主义为立场的文化策略。　　 第二章探讨翻译实践中的性别意识。首先,译者的性别意识有助于对原文的解读。作家的性别对文本的风格、主题、写作手法、人物塑造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作家的实际性别并不一定与文本的性别特质完全对应,男性作家也可以以细腻的女性笔触进行书写。其次,译者的性别意识在翻译实践中有助于人物的塑造和思想的承载。另外,与性别相关的特殊词汇的翻译,例如性别隐喻、与身体相关的禁忌、敏感词汇都是过去被忽视或避而不谈的,本章中都有所涉及。　　 第三章选取杜拉斯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为文本,借助四个中文译本进行个例分析。从与小说相关的杜拉斯本人生平、小说的风格、人物角度入手,从女性意识角度加深对文本的理解。随后探讨了杜拉斯的语言风格在翻译中造成的困难和小说中敏感词汇的翻译。最后对四个译本的男性译者的翻译进行总体对比和总结。　　 本文对翻译中性别意识的探讨旨在引起翻译者、翻译批评者和其他翻译工作者对性别意识的重视。在性别与翻译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例如本文对作家的性别这一复杂问题暂时还难以得出结论。还有女性作家作品的翻译、女性主义作家作品的翻译、女性译者的译作特点、日益解放的女性和语言的演变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