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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检测HIF-1α在胃癌(GC)组织及癌旁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和细胞定位情况,并探讨HIF-1α在细胞中的不同定位与临床病理和临床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本研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和蛋白印记实验(Western blot)方法检测27对新鲜胃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中HIF-1αm 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分析比较肿瘤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中HIF-1αm RNA和蛋白的表达差异。另外,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由191例胃癌组织和46例随机选择的正常胃组织构建的组织芯片(TMA)中的CD34(用于微血管密度计数,即MVD计数)和HIF-1α表达及细胞定位情况。并且运用SPSS 16.0软件和Pearsonχ2检验方法,对HIF-1α胞浆、胞核的不同定位与临床病理学特征以及和MVD之间的关系进行检测,采用Kaplan–Meier法、Log-Rank检验和单因素、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讨HIF-1α胞浆、胞核的不同定位对胃癌患者生存期的影响。结果在27对新鲜样本中,经Q-PCR和Western blot的检测结果显示,HIF-1αm RNA(P=0.0137)和蛋白在胃癌组织的表达水平都显著高于癌旁正常组织。在蛋白水平上,免疫组化的结果与Western blot结果一致,HIF-1α在胃癌组织的阳性率(129/191,67.54%)明显高于癌旁正常组织(21/45,45.65%,P=0.006)。其中,在胃癌组织中胞浆定位阳性率(67/191,35.08%)与癌旁正常组织中胞浆定位阳性率(21/191,45.65%)没有差异(P=0.138);胞核定位阳性率(71/191,37.17%)与癌旁正常组织(1/46,2.2%)相比具有明显差异(P<0.001)。随后,我们在运用SPSS 16.0软件和Pearsonχ2检验方法对胞浆、胞核HIF-1α定位与临床病理学参数之间的关系检测中发现,胞浆HIF-1α阳性表达与组织高分化(P=0.008)和TNM临床早期正相关(P=0.019),而胞核HIF-1α阳性表达与组织低分化(P=0.043)正相关。在进行胞浆、胞核HIF-1α与MVD计数之间关系检测中发现,胞核HIF-1α表达阳性所对应的MVD计数(115.6±7.800)显著高于胞浆HIF-1α表达阳性的MVD计数(93.10±7.476,t=2.077,P=0.0397)。Kaplan-Meier分析结果显示,胞核HIF-1α表达阳性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M=45 month)与胞浆HIF-1α表达阳性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M=64 month)相比,可以显著缩短患者的生存时间(P<0.001)。另外,我们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采集到的临床病理学参数和胞浆、胞核HIF-1α的表达对总生存时间(OS)进行独立预后因子的预测,结果显示,组织的分化程度、T分期(浸润深度)和淋巴转移是影响胃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均P<0.05)。胞核HIF-1α的表达是影响预后的风险因素,胞浆HIF-1α的表达是影响预后的保护因素,但它们都不是独立的预后因素。结论1)胃癌组织中HIF-1αm RNA和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胃粘膜组织。2)胃癌组织中,胞浆HIF-1α的表达与组织高分化和TNM临床早期正相关,胞核HIF-1α表达与组织的低分化正相关。3)胃癌组织中,胞核HIF-1α表达阳性的MVD计数显著高于胞浆HIF-1α表达阳性的MVD计数。4)胞核HIF-1α表达阳性的患者总生成时间显著短于胞浆HIF-1α表达阳性患者的总生存时间。5)本研究中,组织的分化程度、T分期(浸润深度)和淋巴转移是胃癌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胞核HIF-1α的表达是影响预后的风险因素,胞浆HIF-1α的表达是影响预后的保护因素,但它们都不是独立的预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