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及其所代表的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遭遇的最大反对势力之一。针对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新文化”方案和文学革命等主张,吴宓给予了一一回应和反驳,并提出了“融会中西”的文化建设主张,而且始终将其贯穿在自己的文化观、文学观、教育观之中,构成了他自己一贯而不同的文化建设思路。 透过吴宓和新文化派的分歧进行深度挖掘,不难发现,之所以双方建设新文化的思路不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同,主要是由于双方对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不同理解所致。在吴宓看来,文化是“古今思想言论最精美者”,是经过千百年沉淀,具有永恒性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即如宗教道德,是具有本体性的根本内律,是不应该被抛弃的,更不应该把“新”“旧”作为判断文化优劣的标准。所以他的“融会中西”的思路里包含的是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即西方的古希腊人文传统和基督教精神,以及中国的儒家思想。而在新文化派眼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更多着眼的是风俗制度层面,而这在吴宓的眼里恰是枝叶,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时,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吴宓看到的是贯穿在其中共同的人文主义精神,用他的话语表达就是人的自我完善,因此道德是他的文化思想的核心。而新文化派则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看到的是差异,是中国历来所缺乏的“民主”和“科学”。所以,从文化的共同性出发,吴宓选取的建设新文化思路是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新文化派则是从文化的差异性着眼,否定旧有的,输入新近的。吴宓和新文化派产生分歧的另一个领域是儒学。在吴宓眼里,“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而在新文化派眼里,儒家思想被化约为扼杀人性的“礼教”,由于二者的各执一偏,就有了继承和批判之间的对垒。 “融会贯通”的思想贯穿在了吴宓的各种学术活动中。在文学上,他主张要经过模仿、融化,最后达到创造的境界;在教育上,他强调博雅和通识;他不仅通过比较文学的方法例证了《红楼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的伟大和优秀,而且以自己的人生作注脚诠释了他的文化理想和文化使命。 本文即围绕着这根“中西融合”的主线展开了论述。第一部分借助吴宓和新文化派之间的分歧,阐述了吴宓建设新文化的思路,即“中西融合”;第二部分具体探讨了吴宓产生这种文化思路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资源;第三部分则是他的文化理想在文学和教育领域里的具体实践;第四部分则是从吴宓的人生选择来看他对自己的文化理想的艰难守护。 不难发现,在吴宓“中西融合”的文化理想里,蕴含着包容性和多元性,这是在当下面对不同民族文化所提倡的理想态度,也是保持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圈的前提条件。从这点来看,吴宓的文化理想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就不言而喻。而他逆潮流而动的清醒和执著,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