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自此围绕该罪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存在颇多疑问,争论至今。比如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市场交易秩序还是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如果认为前者是主要客体,对刑法第224条“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如何理解?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是否包含间接故意?其犯罪行为手段的描述反映出该罪什么样的罪质?特别是有关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存在更多疑惑,如本罪中的“合同”如何理解和界定?复杂的诈骗手段如何识别?“非法占有目的”如何判定?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合同欺诈如何区分?等等。司法界常常陷于对此类案件认定和量刑的困惑中,并且相近案件在不同地区司法机关的最后认定和处理存在巨大的差异,实有继续研讨的必要。笔者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结合查处和认定合同诈骗罪的经历和感受,将论文的写作定位于对当下合同诈骗罪的司法实务视角的认定与分析,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论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进行论述:第一部分,考虑到学理对合同诈骗罪罪刑规范的阐释和说明,包括借助犯罪构成理论对合同诈骗罪的要件分解和有机统一的努力,尽管不具有法律效力,却构成司法人员理解刑法规范含义的重要途径,并进而影响司法人员办案,于是针对学界的争论进行实践视角的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既阐明学理观点的实践导向和实践价值,又为下文司法实务认定部分的展开奠定基本立论基础、确立基本价值定位。第二部分是本文写作的重点。从实务的角度,紧紧围绕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在司法环节的认定展开,重点就合同诈骗的常见手段及其认定、“合同”的性质及其认定、主观非法占有目的等进行实证分析。特别是依托典型案例就本罪司法认定的难点即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进行实例分析,提出:仅以行为人的主观供述来认定合同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有失偏颇,重要的是应结合案情采取事实推定的方法。第三部分针对合同诈骗罪罪与非罪认定中比较棘手的问题,即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界限展开具体的分析对比,以期在实践中对罪与非罪的界限能够更好的把握。第四部分,立足于查办该类案件的切身感受,针对现有合同诈骗罪立法条款在司法实践运用中遭遇的罪数认定困境及其他特殊困境进行归纳和总结。据此并结合上文对合同诈骗罪认定中遇到的问题的分析,论文专设余论部分,在合同诈骗罪司法认定这一本文研讨的主题之外,提出适当扩大合同诈骗罪的对象、细化现行刑法合同诈骗条款的“其他方法”之规定、设立“合同欺诈罪”等具体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