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一经出版,就震动了当时的美国文坛,被《纽约时报》誉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之作和“垮掉一代”的圣经。从此,《在路上》这部小说成为了通向自由、理想和生命之路的象征。凯鲁亚克在二战以后走上美国文坛,战后的美国尽管面临着冷战、战后重建等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但是获胜的美国,经济飞速发展,人口增长,消费增加,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消费社会”时代。它强调花销和占有物质,并不断破坏着强调节约、俭朴、自我约束和谴责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当生产不是为了需要,而仅仅是为了消费时,消费社会带来了公共话语和思维方式的新变化,这些变化无疑会影响文学创作,使文学创作展现出新内容。对凯鲁亚克的研究不能无视美国“消费社会”崛起这一时间点,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关注凯鲁亚克的小说,目的就是把凯鲁亚克还原到他所在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凯鲁亚克“在路上”系列小说在这一背景下展现出的美国文化中的新意象。消费社会的逻辑在鲍德里亚看来是一个消失了象征的存在。传统的物品具有意义功能和象征功能。在消费社会中,传统的物品变成了纯粹功能性的物品,符合工业化生产的需要,它们可以随意组合和拆卸。消费者消费的物品不是其本身而是符号,符号代表着差异。人们就是在消费符号的意义上消费着一切,包括自己本身。“消费社会”理论为凯鲁亚克小说的研究,尤其是《在路上》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在路上》这部小说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自由、开放、反叛这样的话语框架中,小说中主人公的行为往往被框进传统与现代,束缚与反抗的二元对立中。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下研究凯鲁亚克的小说会发现,凯鲁亚克并非在写反抗,相反,他迎合了一个新时代的价值观。本文从“建国”和“立人”两个角度分析了凯鲁亚克“在路上”系列小说。首先,从建国的角度上来说,凯鲁亚克希图在二战之后,发现美国的新价值。凯鲁亚克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镇与城》可以看成是《在路上》的序幕,美国的小镇价值观不足以应付二战后美国人的精神渴望,凯鲁亚克通过一家两代人的价值冲突,展现了美国小镇道德观的消逝以及城市价值观对小镇价值观的接管。小镇青年开始走出小镇,上路去寻找他们心目中的美国。上路是寻找的开始,路也是开放的视野。在消费社会理论下重读《在路上》会发现,凯鲁亚克通过对城市的叙事,展现了新的美国社会形态,这个美国是小镇价值观消逝以后出现的新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充斥着汽车、毒品和性,这些文化符号较为充分地展现了美国的消费社会景观和美国新的价值观,即流动性、变化性、符号性。凯鲁亚克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常被评论者视作反抗的急先锋,如果把小说中的主人公放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研究会发现,以迪安为代表的人物不是主流社会的反叛者,而是凯鲁亚克塑造的一个美国新英雄。20世纪50年代,美国传统意义上的天国道德已经被淘汰,人世间的俗念开始恣意妄为了。美国文化已转向享乐主义,它注重游玩、娱乐、炫耀。这些主人公从生产的主人公变成了消费的主人公,他们身上体现着技术威能的神话。凯鲁亚克试图通过“在路上”去发现美国,漫游带来了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生活方式的融合,但是,所谓的融合不过体现了美国意识形态的霸权。霸权很隐蔽,它往往隐藏在反抗的外衣下,展现出霸权,需要建立两个模型,一个模型是分子生物学的模型——双螺旋结构。第一个螺旋是认同符号价值的螺旋,这一螺旋由迪安的主人能指和萨尔对迪安的认同所体现出来的拜物教逻辑共同完成的,第二个螺旋是消费、享乐的螺旋,这一螺旋是以酒精、女人等反抗、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构成的。这两个螺旋互相缠绕、相互反对,透过双螺旋结构能够发现,凯鲁亚克对美国意识形态的认同是支撑着双螺旋结构的核心。第二个模型是拓扑学的模型——莫比乌斯环。通过分析凯鲁亚克小说中频现的毒品和性的意象揭示它们背后的意义,对毒品的使用,对性的开放证明了新美国的力量,但这只涉及到了毒品和性的一层意义,另一方面,毒品和性带来的迷醉实际上说明的却是缺失,这两个意义将组成一个完整的莫比乌斯环,它意味着,在这个消费社会里,永无止境的不是快感而是创伤,这才是凯鲁亚克写作毒品和性的最终目的。写作《镇与城》和《在路上》这两部小说的时候,凯鲁亚克正值青春,他笔下的美国也是一个青春的美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转,凯鲁亚克“在路上”系列小说也有了变化,后期的小说,例如《荒凉天使》、《孤独旅者》、《大瑟尔》等,已经从对美国民族身份的建构转向了主体自我的认知,如果说民族身份的建构更多是向外的,那么,对主体的认知则是向内的。这涉及到了分析凯鲁亚克小说的另一个层面——“立人”。消费社会的逻辑带来了主体存在的深渊。消费社会理论视域中的“主体”,是一个伪主体,是被符号化了的命名包裹着的一个“空无”,主体不是被语言询唤,就是成为镜像主体,主体向死而生,凯鲁亚克通过不同名字的“我”的行动来寻找“我是谁”的答案——我是空无,这是主体存在的深渊。面对主体存在的深渊,凯鲁亚克设计了救赎之路。他采用的策略有三,一是以怀旧作为直面主体存在的深渊的策略,怀旧最终走向在消费社会中确立意义。第二个策略,凯鲁亚克通过对消费社会中死亡和死亡感的体验,用焦虑反向呼唤可以循环进生命循环中的死亡,凯鲁亚克写死亡,写的是一种奢侈,在生命受实用性支配的系统中,死亡是唯一的替代办法。策略之三,用寻根制止焦虑,这里,凯鲁亚克寻找的根生长在城市中而非在乡村中。城市像鸦片一样吸引着主人公,对城市的思念是城市人优越性的体现,是他们把握世界能力的证明。寻找本身成了现代人的身份证。从对消费社会景观的认同到对消费社会符号化人的质疑,凯鲁亚克一直在用他的小说揭示符号化的魔鬼面具,但是他却被大众文化符号化了。他被封为“垮掉之王”,他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流行和时尚,他被媒体聚光、展现、售卖,他成了反叛的代名词。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凯鲁亚克被美国60的年代文化所改写,在跨文化交流中,也被中国式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