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向来是各国民法学家研究的重点所在,并在各国法律体系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与此相对的是,不当得利在我国却并未得到其本应获得的重视。立法方面,不当得利制度在我国现行《民法总则》中条文高度概括,缺乏明确规范;司法方面,经常出现不当得利滥用或裁判说理不一的情况;而在学术研究中不当得利也相对其他来看,较为薄弱。不当得利本为民法基本理论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却被这样轻视,实为不妥。故本文选取不当得利制度为主题,希冀为我国民法传统理论的发展贡献一份薄力。不当得利制度包含内容繁多,但究其根本,还是要从其核心,即“无法律上原因”出发。学界对于不当得利“法律上原因”有无的判断标准存在两种不同学说观点,即统一说与类型说。我国早期学者受德国学说影响,多持类型说观点,而持统一说观点的学者则占少数,但类型说以给付概念为核心,这一理论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与基本法理逻辑存在不相符之处。相比之下,统一说则更适合我国。日本民法学者研究不当得利较早,就统一说来看,在日本占主要地位的有我妻公平说,以及加藤法律关系说,但公平说以公平这一民法基本原则为判断标准,则会使不当得利制度或凌驾于其他法律制度之上,或成为兜底条款,不利于正确适用此制度。而加藤雅信教授的法律关系说从法理方面与我国现有法律体系相符,而且其涵摄范围全面具体,在司法中也更好把握。基于此,我国在立法方面也应借鉴法律关系说中的观点,结合我国实际,在民法总则编中不当得利的一般条款下,增设说明性法条,对“法律上原因原因”的认定方法进行解释说明,并对第三人返还增加中间得利人清偿不能的前提,以明确特殊情况下的不当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