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成为网络大国,时代转型期的到来导致刑法回应式的立法模式难以有效地应对愈演愈烈的网络犯罪发展态势,立法者希望通过刑事立法的更新,改善刑法日益明显的滞后性弱点,从而满足信息时代的刑法保护需求。因此,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立法者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网络犯罪采取“打早打小”的基本策略,在犯罪活动尚未形成规模时就予以打击。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增设至今的时间内,有两个关键的立法更新节点,即《刑法修正案（九）》增设本罪以及本罪司法解释的正式施行。2019年10月末《司法解释》的出台对本罪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明确,统一了法律适用标准,并对以前争议问题进行了回应。但《司法解释》能否发挥定分止争的效果?目前司法实践中有何值得关注的疑难?要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从本罪司法判决中挖掘出结论。因此,笔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结合《司法解释》相关规定,梳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中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司法适用的全部案件作为论文切入点,总结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成因并提出完善建议。具体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思路,并简要提出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具体介绍了案例样本的选取方式,以及对全面收集的398件样本文书进行梳理和分析,为下文分析问题与提出建议作出必要铺垫;第三部分以《司法解释》施行之后的样本案例为主,详细归纳了本罪司法认定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如司法裁判者在定性方面仍然采取扩张性解释的立场以及在定量方面缺乏对罪量因素的综合把握,导致部分判决不当地扩大本罪的适用范围。与此同时,还存在量刑失衡和本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难以界分的问题;第四部分针对本罪司法适用存在的问题,一一对应分析了问题成因,为下一步解决问题奠定基础;第五部分针对本罪司法适用问题提出完善路径,建议在本罪的司法认定过程中应当遵循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同时以罪量因素为核心,对罪量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并结合样本补充完善罪量因素。最后阐明本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间的界定应当在肯定二者独立性的前提下,避免刻意划分标准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