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给各国银行体系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多数学术界人士将本次危机归责于美国2002年以来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政策),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了银行过度的风险承担行为。基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这一关系,Borio and Zhu (2008)首次在其工作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Risk-taking channel of monetary policy)。该渠道的含义是：货币政策会改变资产价值、融资成本和风险定价,进而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和容忍度,以及其贷款定价和投资决策,最终对实体经济产出和金融稳定产生作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揭示了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作用并非是中性且被动的的。厘清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有助于商业银行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货币当局的政策有效性,最终促进金融稳定。纵观现有文献,国外学者对风险承担传导渠道的研究涉足较早。我国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信贷渠道,较少关注风险承担渠道。本文在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中国实际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进行了全面研究。文章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了文章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框架；第二部分从传统货币政策传导理论、银行风险承担以及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三方面对已有经典文献进行梳理；第三部分主要界定了银行风险承担的概念,分析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五大细分机制以及影响风险承担渠道传导的诸多因素；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为实证研究部分,文章构建了三个模型全面研究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异质性以及非对称性。文章运用我国45家商业银行2004-2013年间的微观数据和10年宏观数据建立非平衡数据面板,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分别对三个模型进行了回归,并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经济学角度的分析和解释。第六部分则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两个角度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2)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存在异质性。资产规模越大,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对货币政策冲击抵御能力越强,而盈利能力越好的银行对货币政策调整的抵御能力越弱。(3)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存在非对称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强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约束作用。这可能与我国银行业普遍存在信贷扩张冲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