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以降,伴随着经济发展形态和社会背景的变化,儒学思想本身也发生了深刻变动,史料编纂便能够形象的表现出这一特征。儒家思想对史学编纂的总体影响是褒贬经世、实录直书,而明朝前期的社会阶级固化和小农经济政策,也使得宋明理学对人性的禁锢更为增强。在官方层面,由于嘉靖皇帝对明武宗的政治态度,官修史书相对而言对明武宗评价不高;同时,武宗朝的荒诞政局和武宗的乖张行为,给时任官员们多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这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他们在编纂史书时不再“为尊者讳”,在史料的选择上多采用负面事例,以致明武宗的不堪形象有了雏形;其后,在明与清的朝代更替期间,清朝对前明的政策有了一系列变化,这些政治举措使明武宗的荒诞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在民间社会,私家撰史者大盛,他们或是致仕的朝臣,或是写话本的士子,或是明朝的遗老,他们或因对明朝大政局的反思,或因对大人物的好奇,以致他们笔下的明武宗形象开始出现多样的面貌。再者,因身份的不同,这些私家撰史者审视明武宗的视角也不相同,因阶级的不同,他们的使命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朝臣对明武宗形象能如实记叙,士子探寻了明武宗形象的多面性,遗老则反思明武宗形象的可变性。这些多样的形象记载背后也体现了明武宗形象变化的思想背景。儒学在宋明时期对社会的伦理桎梏持续加深,这种桎梏不仅约束平民、官员亦上及皇帝。明武宗本身行为的放纵出格,以及理学严苛的社会大背景都使得明武宗的形象较为负面。但明中期儒学又复发生变化,那就是心学的兴起。心学强调个性张扬,一反理学对人性的束缚。心学的兴起扰动了人们对明武宗的评价,使得原有的恶评有所松动。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对史学编纂,尤其是宋以后的史学编纂的影响无疑是决定性的。这种影响呈现出多个面相,首先是对史家立场的影响。“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律令,使得史家不可能给“非圣无法”的明武宗以积极的评价;其次是对材料选取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官方特性,使得在它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历史编纂的主要依据只能是各种官方记录,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私人记录的忽视。因为儒家思想对史学编纂的决定性影Ⅱ响,儒家思想自身的变化也会造成史学编纂随之而动,比如理学向心学的变异致使对明武宗评价的松动。因此,史官在历史编纂时如何平衡好客观史料和主观意识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