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国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持鼓励和扶植的态度,但是随着其产业的发展壮大逐渐衍生了不同产业方向,人工繁育活动逐渐趋向于商业化,市场需求和经济收益均呈现出扩大化,受经济利益吸引,非法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并对其进行商业化利用的行为增加,导致社会状况与立法现状、司法实践产生了较为激烈的冲突。其中,司法实践与现实冲突最典型的案件为“深圳鹦鹉案”,该案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野生动物犯罪案件的争议,对于如何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进行管理和保护,以及人工繁育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的问题等都成为了讨论的重点。本文从争议案件入手,对目前涉及人工繁育的相关案件进行整理和分析,发现实务中对于人工繁育相关案件的定罪和量刑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保护地位不明确,是否应当将其作为犯罪对象判断不一。由于野生动物类犯罪属法定犯,其定罪以行为具备行政违法性作为前置条件,为了避免在规制人工繁育活动的过程中出现过度犯罪化的情况,本文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相关法律制度、法律渊源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通过对法律规范的深入分析找到目前问题的原因:第一,人工繁育野生动物与野生动物之间关系难以界定;第二,人工繁育的监管部门内部存在职权重叠交叉、权责不一、措施无效、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第三,人工繁育活动涉及法律关系复杂,各个法律关系之间连接不顺畅导致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管理和规制存在问题。上述问题实际上均围绕着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利用,以及野生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尤其是现阶段下,不仅应当顾及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合理尺度,还应当考虑到人类自身的利益。综合考虑之下,本文主张采取低限度利用论对我国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活动进行限制,支持保护目的的繁育行为,逐步限制商业性目的的繁育行为。本文以低限度利用论对我国的人工繁育活动提出规制构想,明确野生动物与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范围和保护措施,加强监管力度,解决法律关系中的矛盾,以期有效规制人工繁育活动,缓和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