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公众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并且社会未能对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选择施加有效约束的条件下,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利用通胀型的货币政策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社会公众充分认识到政策制定者的这一特征,必然会形成高通货膨胀预期,经济最终处于高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预期的这一双高均衡。这类似于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公众在非合作博弈下的结果,它不仅降低了政策制定者的福利水平,而且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本文认为,政策制定者通过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可以对自己的政策选择施加有效的约束,这一约束相当于对政策制定者在实施通胀型货币政策时的一种惩罚机制,而社会公众也充分认识到这一惩罚机制的有效性。政策制定者在固定汇率体制下会制定并实施低通胀的货币政策,社会公众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也是低的,这一双低均衡类似于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公众在合作博弈下的结果,它不仅可以提高政策制定者的福利水平,同时也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从而使社会的福利水平获得帕累托改进。在通货膨胀预期可变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对政策制定者未来政策行为的预期也对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选择施加了约束。在这两个约束同时存在的条件下,政策制定者会制定出比仅有固定汇率体制约束下更低的通货膨胀,本文称这一结果为声誉均衡。虽然固定汇率体制可以有效降低通货膨胀水平并提高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的福利水平,但固定汇率体制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当货币政策存在外部时滞,政策制定者会利用这一时滞在执政的晚期制造意外的、高的通货膨胀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在执政的初期通过低通胀的货币政策建立自身低通胀的声誉,这就会使经济运行呈现一种周期性的波动,称为政治经济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