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的陆续出台以及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采取“自下而上”的“光谱式”减排承诺,为各国减少争议找到了一条可行路径,但并没有完全化解争议。同时生产碎片化形式特征的中间品贸易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生产消费联系变得更为复杂,也带来了碳排放核算的难题。因此,在一个开放经济的统一框架下,探讨由于中间产品贸易特征所带的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的复杂联系,进一步厘清贸易隐含碳及其碳排放责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在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全面考虑中间产品的贸易渠道,采用GIRIO模型分析国与国之间复杂国际贸易分工关系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考察了1996-2009年各国最终需求通过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对我国碳排放的诱发量和诱发系数,并对整体诱发量变化区分生产端和需求端的五类因素变动进行了分时段分国别的SDA分析。研究发现：国外最终需求中源自“非中国产品”而间接诱发的中国碳排放效应越来越大,且欧美和东亚国家最终需求有不同特征的诱发效应。期间,可反映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中间品贸易隐含碳的经济技术效应和国外最终需求结构效应是整个诱发量变动的最大推手,贡献最大的经济技术变动效应反映了各国生产中对中国生产的含碳中间产品的需求偏好上升；国外最终需求结构效应为第二大贡献,代表中间品贸易(间接诱发)强化了对我国碳排放的总诱发额,说明需求和生产的耦合中,降低需求仍是降碳的主要方法。国外最终消费诱发我国碳排放量是推动我国碳排放总量上升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占比要高于30%；国外最终需求对中国的间接诱发额总量与直接诱发额相当,且增速上还快于直接诱发额增速；国外最终需求系数变动效应大部分为负,表明各国在调整需求结构,减少碳密集产品的使用,是各国在需求侧调整结构所做出了一些努力。而中国的碳排放系数效应在每个时期都为负,是促进国外诱发的我国碳排放下降的主要因素,反映了中国在生产侧的努力,表明中国一直在积极减排。分国别看欧盟和美国的贡献最大,分阶段看入世后各效应变化更为显著。最后,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意见,例如积极推进建立生产与消费共担责任的核算标准,构建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推行“强度减排”,加强减排力度；逐步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调整出口结构,转变贸易增长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