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是否会减少贫富差距,带来社会的和谐与全面繁荣,过去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才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在一个动态模型中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经济增长的初期,金融发展将会扩大收入差距。但随着收入的增长,更多的人开始进入金融市场,金融发展将逐步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服从倒“U”型的轨迹。Galor和Zeira (1993)、Banerjee和Newman (1993)构造的理论模型则表明,金融体系的效率提高后,金融发展才会降低收入分配差距。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外目前已经有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但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比如Hossein和Jalilian (2003)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和金融发展程度之间有统计意义上的倒“U”型关系。Iyigun和Owen (2004)通过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后发现,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也呈现出库兹涅茨效应特征。但Townsend和Ueda (2001)应用泰国1976 - 1996年数据发现金融发展会带来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收入不平等的增长。同时Clark, Xu和Zou (2003)使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到的是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Greenwood和Jovanovic的倒“U”假说未得到支持。在中国,章奇等(2003)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据,对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他们发现,金融中介发展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另外,金融发展的库兹涅茨效应在其研究中并不成立。陆铭、陈钊(2004)研究表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姚耀军(2005)利用VAR模型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在一定的显著性水平下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且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金融发展效率与其负相关。在本文中,本文试图结合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和收入差距的原因来对其二者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由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是由于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而中国城乡和地区,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均衡是与金融资源的分配有着巨大联系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针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实际,本文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并提出了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收入差距长期因果关系,且金融信贷规模和收入分配差距正相关,金融中介发展效率与收入差距负相关的理论假设。本文利用中国1978到2004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采用Johanson协整技术,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发现四者间确实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金融发展规模与收入差距有正相关,金融发展效率与收入差距负相关,金融发展规模是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而收入差距是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从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金融深化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对于减少居民收入不平等有着积极的作用。减少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目前经济政策的重点。根据本文所得出的结论,金融体系的改革需要在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如何提高农村金融的效率,改善目前中国农村城市二元结构的现状。使农民也能充分的享受到金融服务,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其次就是如何进一步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减弱国家意志对于银行经营的影响,提高银行的效率,使得目前发展尚不成熟,但投资收益较高的私人部门能够获得贷款,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