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中的“音乐”一词源于中国。包括音乐在内的中日两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共通性。通过遣唐使制度,日本把唐朝先进的文化带回日本,促成了文学、音乐、绘画、建筑、医学等领域的并行生长和综合发展,为音乐艺术的本土化里程还原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唐文化空间,确立了文化形态互动转化的全景视野和全息的文化生态氛围.音声长、音声生、学问僧、留学生、民间人士构成了唐代中日音乐交流的几重通道。 就总体而言,日本音乐的历史处于外国音乐的引进→外国音乐的日本化→日本民族音乐的兴隆→外国音乐引进过程的周而复始之中。从某种程度上看,日本音乐的历史是国际音乐时代与民族音乐时代交替、反复的历史。本文以大量历史考证和文献资料为基础,梳理和阐述了日本从中国引入的音乐思想、音乐制度以及伎乐、燕乐、散乐、声明等丰富的音乐形态,对唐代日本音乐本土化建设的体制、本土化音乐形态、本土化特征和经验进行分析、归纳、总结。 在中国宫廷演出的、以燕乐为核心的经过加工的中国各地、各民族的民间音乐,构成了日本雅乐的主体。本文在综合考察中日雅乐形态的区别以及日本本土化音乐建设的基础上认为,唐代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具有共通性、官方性、主体性、地域性、不平衡性等特征。中日文化交流在唐代达到高峰,这固然是两国间长期经济文化往来的必然结果,但也同两国的政治友好、并处于统一、稳定的政治文化环境有深刻的关联。这一时期两国国内都处于和平繁荣的态势,国内外都形成了和谐、积极、自主的文化交流环境,这使得中日文化都具有一种蓬勃的性格,有着巨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也使中日音乐交流受益良多。在音乐文化的主体性方面,唐代音乐打破了封建王朝长期以来对异国音乐和俗乐所采取的鄙夷的态度,全面兼容民间音乐以及来自波斯、印度、朝鲜等异域音乐文化形态。 唐代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异质文化,在传入日本之后,经过一系列的碰撞、吸纳乃至清理性的选择,在海岛国度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习俗作用下,于崭新人文语境内传习生长,最终成为日本民族历史文化中一道多姿多彩、妙趣横生的风景线。日本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对唐代文化进行了全面的移植,才使得后世的日本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日本社会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对中国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