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后，国际贸易的急剧增长，全球环境污染也日益严重，随之而来的便是贸易和环境的冲突，因此许多国家在推行贸易、投资自由化政策的同时，积极实施环境保护政策和制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长期以来实施“以市场换技术”和过分强调进出口增量而不管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外贸战略，而且，由于我国出口商品中包含大量的高耗能产品，所以在外贸顺差利益的背后，存在巨大的生态和能源逆差；同时，不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对外贸易，势必会引致发达国家实施更严格的贸易壁垒。因此，实施环境规制非常必要。研究新形势下我国的环境规制是促进还是抑制贸易竞争力以及可持续发展下环境规制与国际贸易利益的关系已成为我国当前发展对外贸易的必然选择。本文从分析可持续发展下对外贸易利益的内涵与衡量入手，并在环境规制对贸易影响的分析框架下，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在实证分析出口贸易利益和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正向关联的基础上，基于绿色投入-产出分析法实证分析了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合理度，并以我国环境敏感性产业为研究对象，分别检验了环境规制不促进创新情况下对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的差异，和环境规制促进创新情况下对我国出口贸易利益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寻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利益的政策和对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论文从分析可持续发展范式下贸易利益的内涵入手，提出了用绿色贸易结构合理度、绿色收入贸易条件以及绿色出口收入指数来衡量低碳经济环境下真实的贸易利益，并基于绿色投入-产出分析法用绿色贸易结构合理度实证分析了我国的绿色出口贸易利益情况。然后，通过将创新、环境规制和竞争力一起纳入分析框架中，先在封闭经济系统下分析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如何影响，然后再扩展到开放系统下，同时，跳开以前主要从供给方面研究的缺陷，从需求方面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及其影响机理。最后，在实证分析出口贸易利益和国际竞争力存在正向关联的基础上，先在环境规制不促进创新的前提下，区分内生、外生环境规制，并基于修正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内生和外生环境规制对于我国6大类环境敏感性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情况；再基于出口收入指数法，测度分析了我国环境敏感性行业出口贸易利益，并实证检验了在环境规制促进创新情况下我国环境敏感性各行业出口利益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理论研究表明，在现有衡量贸易利益的指标中纳入资源和环境因素后，可用绿色贸易结构合理度、绿色收入贸易条件以及绿色出口收入指数来衡量低碳经济环境下真实的贸易利益。面板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利益和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一国实施环境规制会对其企业的环境成本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而且在开放经济系统下，在三种不同情况下，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会受到不同的影响：第一种情况，若国内两家企业均不进行创新，环境规制必定使外国厂商市场份额上升，但对本国厂商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影响则取决于许可证的需求价格弹性以及可用的许可证的数量；第二种情况，若国内两家企业均尝试创新，并以相同成本获得更好的技术情况下，环境规制是否会增加贸易竞争力而带来贸易利益，主要取决于进行创新前后的环境规制成本的比较；第三种情况，若国内其中一家企业试图创新而另一家则保持其原有的技术情况下，创新公司的市场份额将会比非创新企业的大，而且只有一个企业创新比两个企业创新时创新的收益更高。此外，环境政策的变化还会影响经济的需求方面：在消费者更偏好环境友好方式生产产品的情况下，实施更严苛的环境规制会增加对国产商品的需求。实证研究表明，对于具有较大绿色影响力但出口不足的产业，要同时利用市场机制和政府扶持两种手段，促进这些产业部门的出口，而对于绿色影响力系数排名比较靠后但绿色出口影响力系数排名靠前的产业部门，则重点提升其在国民经济中的绿色影响力。内生和外生环境规制对我国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均呈倒U形曲线，即起初出口竞争力随着环境规制更加苛刻而提高，到达拐点后，则随着环境规制加强而下降；当前我国环境敏感性行业出口利益整体上呈增加态势，但仍旧依靠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获取贸易利益；资源密集型行业的钢铁行业和技术密集型的化学和制药业的出口利益与内生、外生环境规制显著性正相关，而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行业的出口利益与内生、外生环境规制显著性负相关。